中山大学校长：学者不应充当权力金钱的代言工具

关于学术自由与学者的社会责任

当谈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时候，学术自由始终是一个必须涉及的话题。学术自由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康乐园是陈寅恪教授人生最后20年治学、教书和生活的地方，陈寅恪先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讲的“思想自由”更深的涵义，就是讲读书人要“脱俗”，学者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摆脱世俗的束缚，才能达致真正的思想自由。

在当代中国大学管理者对“学术自由”的倡导和保护，更重要的应表现为在大学内部培植宽松的学术氛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关注年轻学者和边缘学科的成长，理顺校内各种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的关系，鼓励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

一个真正有“学术自由”精神的学者，一定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学者。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学者的良知，强调对社会、对学生的责任，非常重要。

学者的学术自由与学者的社会责任是一致的。缺乏社会责任感，丧失了学术立场，甘愿充当权力和金钱的代言工具，其实也就是一种未能摆脱内心世俗的桎梏的表现。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应该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应富于学术批判的精神，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同时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和思想贡献，来表达自己对学术和社会的责任。

关于孤独的思考者与社会科学研究团队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提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保护“孤独的思考者”。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的组织方式有明显的差异。人文学科更重视思想的发明，更需要个人的思考，更强调学者个人的力量；而社会科学注重社会的进步，许多学术成果的产生要依赖于群体的努力，必须加强科研团队建设。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核心在于有容乃大。面向大学科研管理差异性的组织，就是能够包容各种学科特性的组织，从而体现大学“有容乃大”的精髓。

对于人文基础学科，大学应该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要有“养士”的气度，给孤独的思考者以空间，对于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大学应该给他们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给以足够的经费支持，而不应该有过多的规划上的要求，不应该以量化管理来制约其创造力。

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那些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还是要有必要的学科规划，需要强调科研团队的建设，强调学科的融合与交叉，强调科研应以科学问题为导向。

关于“国际一流”与“中国特色”

关于人文社科研究，“国际一流”与“中国特色”之间有时会存在某种紧张。我们无法否认源于欧美的研究规范、表达方式、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但基于几十年间中国巨大成就的“中国经验”，为中国文科学术发展的新契机。中国文科学者，应该更有发言权，更有可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做出“世界一流”的成绩。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讲“中国特色”，同样要有“干货”的，不能只是“口水”。只有对本国经验长期的学术积累，才能达致“世界一流”。

社科研究在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时，缺少能内行地真正解决问题的行业专家，可能是当前我们国家社科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关于文科评价体系

我国文科科研评价存在某种窘境。目前的国家学术评价体系中，理工科有院士、有杰青等等称号，还有各种国家级奖励，而文科明显处于劣势，没有国家级的学术奖，长江学者人数很少，“千人计划”也只限于经济管理类等少数学科。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价值，确实不如理工科的评价标准那么客观，那么容易把握。我们认为，在当下重新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体制和荣誉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