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之声　碑简之趣

　　金石之声　碑简之趣

　　——宋桂文先生隶书研究断想

　　丁 胜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初有隶书,以趣约易。”所以隶书是一种简化的文字,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是“佐助篆所不逮”的。隶书是非常庄重的字体,一般运用于祭祀、碑刻等正式场合,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波磔之美,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之说。

　　隶书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成为与行草书并驾齐驱的书体,至今不衰。 观宋桂文先生隶书,应先从他走过的书学道路来寻踪觅迹:初学书法,从碑学入手,致力于《曹全碑》、《乙瑛碑》、《礼器碑》等一些比较规范的书体,后对《张迁碑》、《石门颂》、《居延汉简》等精钻细研,求古法之高原,集汉隶之大成,并广涉魏晋,汲取魏碑及“二爨”之营养,蓄王羲之、米芾、董其昌等人行草书之风骨,法度渐成。他的隶书基调是汉隶与简书的结合体,取《张迁》之遒劲稚拙、《礼器》之骨力爽骏、《曹全》之秀润纵逸和汉简之朴茂率真,把碑之法、简之意揉和在一起,使他的隶书表达出了碑之静穆、简之动势,得碑之金石气、简之笔情趣。

　　隶书的最高成就是东汉碑刻,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文作为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碑构成了完美的艺术形式,是既书法的二次创作和深加工,隶书碑文既包含了书法家的精深造诣,又有碑刻家的美学感受,是书家和刻家的联合创作,或端庄秀丽,或古朴雄强,二者风格迥异,而宋桂文却能够把笔毫效果和刀刻效果相结合,笔画波磔与转折崭齐相杂糅,形成浑厚典雅、遒劲古拙的风格,字里行间折射出秀丽、端庄、雄健和浑厚的美学追求。他的隶书字形成扁方型,保持了汉隶工整、规范的气息,整篇作品凝重静穆,却不失秀丽,一些横画尖锋入纸,由轻入重,一些收笔戛然而止,一些收笔却以方折笔形表现古隶书的桀尾,如切金断玉,质感坚硬。

　　宋桂文习书,有两个特色,其一就是大量运用了简书的笔法和线形的表现语言用之于结体,尤其在整幅字条中体现突出,加之少量运用简书的放笔,使得整幅字含蓄中有粗放,简单中见浑厚。其二就是大胆运用象形遗意的小篆,甚至鼓文,成为象形的笔画字,且巧妙运用钟鼎文的一些技法入碑文,将隶书创新为一种方正古朴,又草率随意的清秀书体,显得古意浓重,结构得法。他在隶书结体表现上运用了几种手法:一是将小篆入隶,使得隶书有了一种随意轻快的洒脱,不至于太过古板。二是将草书入隶,将草书、尤其是狂草之气加之隶书,在结笔上大胆创新,既保留了“燕尾”的简洁,又加入了草书的飘逸,个别结笔狂放自然,耐人寻味。三是以简入隶,简单运用简书长竖放笔的技法,使其有了整饰性,更加悦目舒心。四是离散结构,将个别偏旁部首作简单处理,使之左倒右倾,或上倾下倒,突出偏旁的重量,更显得稚拙、苍老、古朴,显示了宋桂文极强的造势能力。

　　书法作为一种直接抒发作者内心情感的艺术,故其所表达的正是“心灵的情韵”。书家正是借助这种汉字的笔画和独特的风格,表达个人的人格魅力,使其达到“达其性情”的目的。宋桂文是一个淡定、悠然的人,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灵秀之气,正是这样的个性,造就了他对隶书的情有独钟。隶书中的方正、古厚、朴拙,甚至秀美,都是他情感的源泉,从隶书中可以找到他的力量之源、情感之根。他把那种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和淡定平和加之于隶书创作。观其书,知其人。项穆《书法雅言》中谈到:“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大凡书家,必有一个淳朴之心,爱人之仁,这种精神情操在宋桂文身上有很好的体现,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其书法上。

　　作为隶书,精神内涵富于传神,才是书法家的最高追求,一幅作品要具有动人的风采和韵度,才能算上乘之作,隶书亦然。观桂文先生运笔,徐疾有度,虚实结合,整篇布局参差错落,墨色浓淡变化,枯湿得当,整幅作品气脉相通,生动活泼,神采飞扬,并且蕴含着音乐的韵律,“蚕头”厚重,“燕尾”飘逸,显得天机流荡,风采飘然,气韵流畅。宋人有“尚意”之说;欧阳修有“学书为乐,作书自适”;黄庭坚提倡“去俗气,要韵胜”;米芾主张作书“率意”;姜夔讲“风神”等等,这些都是讲书法作品要有审美情趣,要表情达意,要有“韵味”。“韵胜”的含义是“书家思想境界、生活阅历、艺术修养及作品所达到的独特境界等内外各方面功夫的总和,从桂文先生的书法作品中表现出的神采和韵胜以及桂文本身流露出的艺术个性、艺术情趣及审美思想等等,构成了美学的双向对象化与双向审美效应。 随着碑学的升温,隶书在清代开始复苏,且更具金石之气,随着书法艺术的不断升华,宋桂文用自己的执著将隶书锤炼得更具金石之声、碑简之趣。

　　(刊登于《天水晚报》六版《文化秦州》(2012-03-26 16: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