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的坚守

金石拓片不孤独

□ 本报记者　王忠玉

　　  (王忠玉/文，本网配图)8月22日，对于天水文化界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当日，天水市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并产生了第一任会长。

　　有消息称：天水市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天水的金石拓片研究渐入正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人说此属“西北首家”，该研究会的成立不仅填补了天水金石拓片专业研究机构的空白，而天水丰厚的文化底蕴为该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更有人认为，该会的成立对甘肃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打造天水乃至西部金石拓片文化高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西部特色文化，意义非凡。

　　然而，此项工作的推动，缘于一个人。他用“15年磨一剑”的恒心与超凡脱俗之气，欲杀出一条弘扬和传承天水文化事业的道路来，实现自己对家乡无限的痴爱。这个人就是天水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李吉定。

　　拓片渊源与现实意义

　　金石，泛指古代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之类的物品。拓片，是指用纸从碑刻墓志、画像砖石及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器物上清晰地拓印下来的书法美术作品。拓印技艺是我国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是用来保存金石文字的手段方法。

　　据《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丛书》，拓制拓片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梁朝虞和《论书表》中有“拓书悉用薄纸”之语。《隋书·经籍志》云：“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载梁时已有拓本。尽管梁朝和隋朝时期的拓片已看不到，但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已有拓片出现。

　　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拓片是原存敦煌千佛洞的唐太宗的《温泉铭》，上有一行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题记，说明为唐初所拓。有关唐代拓片的史料在一些古籍中也多有记载。如窦蒙在大历十年注窦泉《述书赋》时曾云：“歧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即石鼓文)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打本”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拓片，可见唐代已有石鼓文拓片流传。唐代诗人王建也曾有“古碣凭人拓”的诗句。清代王澍《虚舟题跋》云：“雍正六年裘鲁青云：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唐拓朱砂本《王圣教序》，朱色鲜艳，香气袭人，自首迄尾，丝毫无缺，碑一册，跋三册，重十数斤，盖初刻成时进御者。”说明唐代不仅已有拓片流行，而且拓制技艺已有相当水平。

　　到了宋代，拓片已盛行风靡，由于文化发达，刻帖业兴盛，拓印技艺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拓片，当时就有“下真迹一等”的评价。

　　明清又进一步发展，拓片更加精致，拓制范围扩大，种类多样，方法不一。大致说来，隋唐两代多用擦墨拓法，至北宋发明了扑拓之法。南宋末期，又发明了蜡拓和葛麻拓。明代盛行朱拓，又出现了套拓。清代不仅产生了摩崖拓，而且所拓器物日增，于金石玉器、甲骨陶器、汉砖瓦当、墓志碑刻无所不包。近现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运用新的工具材料，推陈出新，方法更为先进。

　　拓片在中国书法史和绘画史上均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现代影印技术传入我国之前，拓片一直是人们学习书法的重要范本。因为古代书法家的墨迹遗存较少，又多为宫廷和官僚巨富所珍藏，秘不示人，就连一般文人士大夫都难一饱眼福，莫要说平民。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楷书范本如唐代颜真卿的《多宝塔》、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隶书范本如汉代的《张迁碑》《礼器碑》等;篆书范本如《石鼓文》《散氏盘铭文》等，都是通过拓片得以广泛流传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现代影印技术如此发达，我们还需要这么做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优秀墨迹和早期拓片成千上万出版，成本低、效率高，但是其无论如何发达提高，也不能取代椎拓的作用。影印作品的价值无法与拓片相比。拓制拓片不是简单复制原物，不是照相机那样机械摄取，而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从业者需要有一双审美的眼睛、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美学和书法艺术知识。一些新出土的碑碣、青铜器的纹样和文字，其细微处就是使用最先进的相机也奈何不得，必须通过椎拓方能显示出来。拓片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如唐宋元明的一些优秀拓片，被视为珍贵的文物，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说现代摄影技术不仅不能取代手工拓印，相反，拓印技艺可以弥补摄影的不足。由此可以看出，拓印技艺在现代社会自有其独到之处，在弘扬民族文化、整理历史文化遗产及进行科学研究，承继和发展书法艺术等方面，拓片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因而被当今艺术界和文史学者所重视。

　　书法名人与拓片

　　学习书法，往往是从临习拓片开始，好多书法家的成长与拓片有着密切的联系。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珍藏《张玄墓志》原拓一纸，随身携带，朝夕相处，爱不释手。每一临写，汗流浃背，乐此不疲。

　　拓片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重视，他们往往把得到一件上好的拓片视为人生一大快事，不惜重金购得。著名的《定武兰亭》是宋代的赵子固携《兰亭》拓片及书画乘船过昇山，途中遇大风覆舟险些丧命，书画丧失殆尽，唯《兰亭》拓片从水中捞得。赵子固破涕为笑说：“《兰亭》在矣，余不足论。”又曰“性命可轻，此物是宝”。

　　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有“孔庙虞书(即虞世南)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语，拓片的价值可见一斑。如著名的《淳化阁帖》，即是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将所藏历代法书编集镌刻后，用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拓赐近臣，使古代书法名迹得以广泛流传。

　　后起的碑学，也依赖于拓片的传播得以发扬光大。正如康有为所说：“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籍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收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收自官厨之后，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皆辑成巨帙，遍布海内。”凸显出拓片对碑学的兴盛所起的重要作用。

　　拓片背后有故事

　　天水市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成立前后，首届金石拓片展在天水市文化馆展示了金石文化的独特魅力。3天的展览，给天水爱好历史、文字、考古、文学、宗教、民族学以及书画艺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爱好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天水市文化馆展厅内，100余幅具有地方浓郁特色的拓片悬挂于墙面上。拓片的墨色有浓有淡，有浅有深，黑底上显露的白字给人视觉上的新鲜与审美的愉悦，尤其是斑剥的痕点，令人突发思古幽情，随着思绪的翻飞而穿越时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入得展厅，仿佛进入古老艺术的殿堂，一幅幅拓片散发着墨香、砂馨，似在倾吐着它的历史。

　　百余幅展出的拓片中，有极个别部分是从西安及洛阳等地淘得的，如《东方画赞》《峄山刻石》等，更多的是有天水地方特色的拓片，比如与诗圣杜甫有关的《老杜秦州杂诗碑》拓片和《二妙轩》拓片。

　　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杜甫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之职，于立秋后不久，携妻带子流寓陇右。在陇右的半年时间里，他饱览了当地的山川美景，体察了淳朴的风俗民情，留下了著名的《杜甫陇右诗》117首。

　　《老杜秦州杂诗碑》拓片显示，此碑系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由秦州知州傅鼐主持重镌的秦州杜诗碑。其上除镌刻杜甫陇右诗50首外，后另刻秦州知州傅鼐《秦州十景》10首。傅鼐是河北新河人，进士出身，明成化十一年于秦州做官。

　　《二妙轩》拓片显示，它是由清初著名诗人，任分巡陇右道兵备佥事，驻节秦州的山东莱阳人宋琬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主持兴建杜甫祠堂时，精选杜甫陇右诗60首，“构求二王笔法”，摹勒刻石立碑而成。

　　南郭寺兴建《二妙轩》诗碑廊与《二妙轩》拓本的出现有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天水名士周酉山以《二妙轩碑》拓本请冯国瑞先生鉴赏，冯因此作《秦州杜诗石刻记》。周酉山之后，拓本由其子周恒收藏。周恒先生在当时十分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卖血度日，典房果腹，因此才有幸完整保存下《二妙轩碑》拓本这一稀世珍宝，1988年捐献桑梓。

　　改革开放后，天水市委、市政府决定筹建诗圣碑林，先后获得了王铎、何绍基、于右任等诸大家关于杜甫秦州诗的书迹，同时得到了宋琬《杜诗石刻》初拓的拓本。据此，1998年，才有秦州南郭寺《二妙轩碑》诗碑林的兴建与落成。

　　每一幅作品后面都有一段感人至深、动人心弦的故事。天水市收藏鉴定委员会驻会副主席、《西部收藏》主编董福元看完展览后慨叹：金石拓片展不同于以往的书画展，确实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15年磨一剑”

　　天水市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是由天水及国内一批爱好、支持或从事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书法美术、文学艺术创作、历史文化挖掘，以及艺术收藏爱好者组成的综合性民间文化研究机构。

　　天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先秦文化、三国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等五大文化。几千年来，这些文化以文化符号、文字等多元形式，通过青铜器铭文、摩崖石刻、碑石、拓片等载体，与历史典籍等方式传承下来，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的信史。从此意义上来说，天水市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自然有它丰厚的历史积淀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