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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忠:文化国家的乡愁和艺术家的无家可归

时间:2014-09-12 17:10:07  来源:甘肃文化产业网   作者:王元忠  浏览量: ; 字体设置:
热点导读: 王元忠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诉求,艺术家的创作无疑都希望能够由此建构一种个体赖以存身的意义处所,这个处所即精神意义上的家。然而和艺术的内在精神诉求不相一致,当代艺

 

 

王元忠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诉求,艺术家的创作无疑都希望能够由此建构一种个体赖以存身的意义处所,这个处所即精神意义上的家。然而和艺术的内在精神诉求不相一致,当代艺术家在现实的存在中却愈来愈坠入一种无所寄身的生存窘境,缘此,西方世界范围内,启蒙主义特别是现代主义之后,随着作为诗意家园的纯粹乡村(包括普遍意义上作为童年和回忆的载体的故乡、民族生活等)并及稳定的文化价值认同感的逐渐稀疏甚或消失,艺术家也便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了精神或灵魂上深层存在的无家可归感,乡愁的表现由是也便成为近现代艺术表现的一个基本母题。

中国目前正在快速迈进一个全面城市化改造的改革深化过程,这一选择的背景因素,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同质化、公约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思潮的逐步推广。这种推广无可阻逆,但是历史层面理性甚至乐观的必然和必须选择,具体到置身其中的个人,却往往内含了种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况味:有幸福指数但是却没有幸福感,有住所但是没有家,当下的中国,随着外在的城市化改造中乡村实体并及连带的较为稳定、踏实的生活的不断消失,民族文化传统愈来愈彰显出了难以承续的尴尬窘境,文化意义上的乡愁由是日益浮现于艺术的表现。为此,探讨文化国家的乡愁和艺术家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也便自然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一 本然的故事

回溯中外既有的文化叙述,可以发现,历史和文学有关人的故事的讲述,原本就是由离家和回家(包括归而不得的想家)的情节所构成的。

《旧约·创世纪》中讲,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叮嘱亚当和夏娃不要品尝善恶树上的果实,但是禁不住蛇的诱惑,亚当和夏娃却偷食了上帝的禁果。上帝大怒,便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让他们终生劳累和痛苦。因为《圣经》对于西方人们精神铸造的特殊作用,伊甸园的故事由是成为西方文学叙事一脉相传的原型故事,过错的离家以及离家之后归而不得——形而上点讲,也就是原罪和赎罪而不能的痛苦表述,相应地也便成为了整个西方文学贯穿始终的主题表述。从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到美国惊悚小说作家波杰里安的《伊甸园的秘密》,诸多的西方优秀文学创作,也便不约而同地将其表达的触角伸向了失家和想家——亦即原初意义上的实体性的乡愁主题。

西方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早期的神话叙事——特别是有关昆仑山的神话叙事当中,也内存一个和西方伊甸园故事大体相似的讲述。依据这些神话的讲述,人和神原本是混住也可以自由往来的,昆仑山的山顶上就有一副天梯,人可以通过它爬到天上去。但是后来,人得罪了天神,人的恶行让神大为生气,神抽去了天梯,人于是再也不能随便上天了,只好不断地仰望天空或变相地去做各种飞翔的梦。

实体意义上的离家和家的不能重归,虚拟意义上的一种美好或意义生活的失去和无法修补,由是也便成为了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一种基本内容构成。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化为万物之后道也就迷失或者藏匿于万物之中了,于是道的寻找也就成了一个人必须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了,为此,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以。”道失去后道便难以追致,问道、求道、修道,等等,各类文化典籍中所记载的各种有关道的故事,因此也便难免种种苦涩的意味。

和哲学或文化的形而上表述不同,中国文学关于原生的家和意义处所失离故事的描述似乎要更为生动,也更具实体的象征性。《诗经·小雅·采薇》一诗对比性地描写了一个士兵离家和回家之时的观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对比性观感的描述内含了某种深沉的时过境迁家不成家的感慨,归家而熟悉或情感记忆中的家的不再如初,这本质上是一种极富意义的乡愁的表现。《诗经》中许多战争和婚姻题材的诗作,大都内含这样的乡愁表现,而这一表现,到屈原的《离骚》渐至高潮和典范。屈原是一个有志且有才的人,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但是却因为忤逆了当权者所以在自己的祖国也不免被放逐而四处漂泊的命运。信而被诬,忠而见欺,至爱但是却不能固守,情郁于心中,发而为诗,他的《离骚》等一系列诗歌中便充满了“登高丘而顾返”的“乡愁”。

不断的离家到渴望回家(想家),从这一视域观望,整个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可以说都是一种浓郁的乡愁的表达。李煜的“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白的“举头望名曰,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是不用多说,就是《三国演义》,就是《红楼梦》,其中的“古国之思”、“往事不堪”,又何尝不是别一种乡愁的叙写。缘此,诚如一学者所言:“人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眷恋故土乃人之常情。在传统社会中,交通和通讯的不便,加重了戍子游子的乡思和乡愁,乡思和乡愁的表现因此成为中国抒情传统的一大主题。”(邢介梅:《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处乡心五处同——中国国代文学思乡主题探幽》,《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二 现代命题

不过,正如“乡”作为一个概念是和“城市”概念的出现相对立而存在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乡愁,却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概念,文化国家的乡愁表达也本质上一个现代命题。

朔本追源,在西方词汇体系中,“乡愁”一词出现极早,本和“怀旧”同义,其源于希腊语的这样两个词根:nostos和algia,内含回家、返乡和思乡的意思。但它的开始流播或真正地为人所广知,却迟至启蒙主义之后科学思想对其意义的深化。1688年,瑞士医生霍弗尔第一次使用了nostalgia一词,用以专门指称当时一种军队中士兵由于远离祖国和亲人而产生的强烈的思乡病及其所导致的身心上的不适反应。霍弗尔认为,思乡病的生理原因在于“轻快精神经由中脑纤维的持续运动,而中脑中仍然粘附着关于祖国思想的印痕”。大约1770前后,这一词语被引入英语词汇,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迅猛发展,加之科学技术的使用让人们所希望的生存悄然之中日渐被置换为具体的存在物,意义现实化,不断的碎片分裂和急速变动,人们的生活显见出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不安特征。缘此,都市中匆匆流动的人群也便开始怀念曾经使人能够信赖且深感踏实的前工业时代的那种缓慢但却极为稳定的生活,nostalgia的词义也就随之由个人的思乡扩大为一种集体心理情绪,抽象为一种时代的症候,表征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人们所深切感受到的生存的漂泊感。

从这个时候开始,现代的乡愁之“乡”概念和传统的乡愁之“乡”概念也便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传统的乡愁之“乡”更多指向有限的场景,如具体的出生地或籍贯地,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之“乡”的所指则更多抽象、模糊的意义,它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实指对象,而是超越空间实体的对于能够安顿人的心灵、让人产生精神、文化和心灵认同的“意义之家”的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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