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肃网6月12日讯 据天水日报报道 (记者 胡晓宜 余碧波)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第26届中国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开幕之际，就伏羲文化的现实意义，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名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表达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出生于天水的马名驹教授对伏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谈到伏羲文化在新时期的现实意义时，他说，“作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的伏羲氏所创造的伏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之一。”马教授分析说，伏羲氏族部落生活在13000多年至7000年前的远古时代。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把人类从远古洪荒野蛮的旧时代，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用和平的方式，带进了古代农耕文明的新时代。例如，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的先进狩猎养殖时期，改善了先民们的生活状况；从先进狩猎时期进入原始农耕时期，创造了一定物质财富；他们与不同的部族和平相处，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部族大联盟，实现了和谐社会；形成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部族首领实行禅让制，民主推选，能者为师，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制度和措施，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马名驹认为，伏羲氏族在进入先进狩猎和原始农业社会的过程中，用八卦图记录气候的四季变化，驯化可以食用的作物。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试种成功，于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农业就在渭河上游的河谷地带出现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渭河上游地区属中纬度区域，既有利于发展狩猎，又有利于原始农业。但人口的增加和有限的河谷台地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于是伏羲氏族的一部分人口向外迁移，先到达了陕西宝鸡以东的陈仓，最终到达古代陈或宛丘所在的中原大地，即现今的河南淮阳地区，同时也把先进的伏羲文化带到了这里。他们在此建立都城，发展原始农业，向四周部落族群传播先进的伏羲文化，同当地的部落族群和睦相处。他说，甘肃大地湾考古的重大发现即对上述记载作了可靠的佐证。

　　“大地湾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炭化稷标本，大量的石斧、石刀等农业工具和房舍，说明已进入定居农耕兼狩猎的生活，这比当时国内已有的同类农作物标本还要早约1000年。表明北方发现的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稷，然后才是粟的推广。近年来河南在淮阳地区周围发现了距今9000年至7000年古代农业发展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其中舞阳贾湖一期文化最早，距今约有9000年。经过分析研究，确认他们就是当年从天水地区东迁来到这里的部分伏羲氏族部落。”

　　随后，记者问及伏羲氏族部落如何实现和谐社会？马教授回答，伏羲氏族部落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开始寻求发展古代原始农业的土地资源。伏羲氏族部落在东迁的过程中不去占据别人的领地，而是寻求适宜于发展农耕的平川、平原地区，与当地生活在山麓地区的其他氏族部落发生直接冲突较少。相反，先进的古代农业文化不断地吸引着许多当地的部落族群，前来学习取经，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伏羲氏族部落在东迁中部分留守，部分迁移，走走停停，哪里适宜于生存，便向哪里迁移，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寻求适宜的生存地域，逐渐与当地族群融为一体。在伏羲时代，中华大地就是一个以伏羲氏族部落为核心的多部族大联合的区域。太昊伏羲氏作为伏羲氏族部落建都于陈(或宛丘)的领导人，也是中华民族第一个部落大联盟的首领。他是这个族群中集大成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伏羲文化的象征。

　　采访结束之际，马明驹教授为我们总结了伏羲时代的思想理念，伏羲时代的先民们在长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观察天地与气候的变化，形成了负阴抱阳的太极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天、地、人和合的朴素辩证思维，把人和天、地等同看待，突出了人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据《尚书o大禹谟》记载，后人把伏羲文化的太极思维概括为“十六字道统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意思是说，管理者要顺应民意，大公无私，社会才能安定发展。相传它是舜帝传给大禹的治国心法。周文王依据当时社会的纷争和扭曲，“拘而演《周易》”，把伏羲文化的天地人合一而同道，成功过渡到阴阳人合一而成中，再由中通道。孔子根据“十六字心传”，近一步写成《中庸》、《大学》，奠定了儒家文化的基础，而儒家文化的发展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

　　“伏羲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根基，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名驹语气坚定地说。

　　人物简介：

　　马名驹，男，1939年生，天水市人。北京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天水市一中和甘肃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1982年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班毕业。

　　原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甘肃省委省政府专家组成员、省科委顾问。1994年至今在北京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任北京大学教授、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分院副院长、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策划专家团副总裁、香港科学院顾问等。

　　发表专著译著14部，论文130多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2项(其中一等奖2项)。曾应邀出席第8、9届世界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中俄首届科学哲学双边研讨会、第14、15届世界科学技术园大会。

　　主要著作有：《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大西北开发》、《现代决策人门》、《改革与观念创新》、《系统观与人类前景》、《中国高技术的今天与明天》、《再创辉煌：科技西进与均衡战略》、《高技术创新与环境支持》等。主要译著有《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与社会》、《人体·精神与科学》、《科学的突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