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 王钰

　　宋代词人李清照有词曰：“守着窗儿，独自怎生黑，梧桐更兼细雨，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体会李清照的词，每次看到我的母亲，也就有这种亲切、深刻的感觉。

　　我的母亲虚岁已88岁了，今年身体真不好，关键吃饭不行了，走不动了，耳朵背了，更不能手扶栏杆从六楼走下来在院子里溜达了。整天待在屋里憋得慌，常常爬在窗口东眺西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散散心。因我们大部分时间不在她身边，都走了，她说一个人很孤独，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冷冷清清，真不是滋味，故而心悸不安，尽服安定片，我们很不满意地回答她：“我们每天有事，哪有时间能陪你，你是闲人，我们还有我们的事儿，不可能会常陪你”。母亲无言以对，是的，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说的有道理，母亲当然会理解的。

　　她的楼下，是一所中学的后院，一溜排高挺清拔、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每当夏、秋，那倾情的蝉“知了知了”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母亲天天搬过凳子坐在窗前，静听蝉的高歌，也恰似为她作伴、唱歌、说话。雨天，蝉不叫了，而风声、雨声又会引起她隐隐约约的心事，那过去的事犹如一壶残酒会压在她心头，隐隐作痛。母亲血压高，又有心脏病，如遇一场疾风暴雨，电闪雷鸣之夜，母亲的心脏病急的快要“崩”出来了，便连连服用降压和治心脏病的药物。或者当夜幕降临，母亲又将月亮当成知己，有时整夜整夜不入眠，坐在窗前，凝神地望着窗外那个孤零零的月亮，或者自言自语地对月亮说上几句，月光的清辉洒落在楼下院里，四面静悄悄的，就会强烈地勾起她那人生所走过的历经沧桑的悲凉心境，闲愁却一幕幕地缠绕脑海挥之不去的。每当我见到母亲，她总是说昨晚我又没睡了，睡不着，天快亮之时，我才“眯”(朦胧睡觉)了一会……

　　童年、青年时期的母亲

　　母亲生于1929年，属蛇的，姓安。母亲的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医，擅长外科手术，还从小拜师学过中医，有一套过硬的中医本事，常常随部队东征西奔尽自己的职责，在家呆的时间很少，几乎很少回家。我的舅婆(母亲的母亲)信佛，爱给人讲他的佛爷爷的故事，“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是舅婆的口头禅。舅婆共生下姊妹二人，我母亲排二，舅婆重男轻女很严重，生下母亲后因为不是男孩，心情十分郁闷，不久忧郁成疾，在母亲不到三岁那年，舅婆便郁郁而亡，撇下姊妹俩，无人抚养。

　　舅婆的母亲(按当地习俗，我称舅太太)，便将姊妹俩接来她家，舅太太家庭很穷困，舅太爷70多岁了，给别人干点零杂活来养活一家老小，幸好太爷家有两间门面铺子，面临小镇的街市，舅太太便做起了面食小本生意，面皮、“漏鱼”、浆水面、凉粉、炸油饼、麻花，样样手艺还行。母亲的姐姐比他大三岁，帮“太太”干些小杂活儿，“太太”尤其有一手炸油饼的绝活，前面摆放着一张小方桌，身后是沸腾的清油小锅，只要太太将面揉和好，赶出一个小饼，用手指在中间打一个小洞，从右肩膀的脖根下顺手将面饼往后一撇，小饼就能准确丢在滚烫的小油锅里。有人问：“你不往后看就能这么丢进去”?舅太太说：“王羲之的写字手熟为妙吧”。

　　母亲跟随舅太太渐渐长大，也学会了五谷杂粮的做饭本领，又学会了针线活，10岁那年，太爷说他的确老了，给别人家干不动活了，也养活不了姊妹俩了，于是母亲的姐姐13岁给别人家当了童养媳，嫁在离小镇不愿的王家庄，幸好姐姐的女婿在天水城里的电厂当学徒，她的姐姐在婆家生活，受到公公的殴打折磨，16岁那年在城里当工人的女婿(我称姨夫)回家看到情况，将母亲的姐姐接走，从乡下将姐姐接走后，剩下母亲还在“太太”家里生活着，舅太爷、舅太太对母亲特别的好，觉得这个外孙女很乖巧，聪明伶俐，什么事一点拨就能学会，可惜没钱供她上几天学，母亲虽乖巧，但有时还有犟脾气。比如：从小就不听从大人缠裹小脚，舅太爷、舅太太好话说尽，就是不听，为这个事母亲5岁时离家出走过，躲在乡下一户亲戚家，害得舅太爷在东村右寨找了一个夜晚，舅太太也一夜未眨眼。舅太爷、舅太太曾强迫母亲缠裹小脚，舅太太睡觉前强给母亲裹好，乘他们熟睡之际便将裹布扯掉，为此事，从不发火的舅太太拿起扫帚把，将母亲打了一顿，母亲因此在当天下午而出走，躲进山野的一处土窖里，后半夜实在冷，敲开了乡下亲戚家的门。舅太爷叫上左邻右舍的十多个人打着灯笼分头找，终于找见。从那以后舅太太再也不提这事，母亲就躲过了从小缠裹小脚的这一陋习。母亲不但自己不缠裹小脚，还劝姐姐乘早将裹布扯掉，长大后那一拐一拐的小脚女人要多难看就多难看，干啥活都不方便。母亲的姐姐也学母亲的样扯掉了裹布，气得舅太太干瞪眼，因母亲的出走就是教训，也不敢强迫了、干预了，母亲的姐姐当童养媳临别时，也没有裹成小脚。

　　母亲与姐姐感情很好，姐姐走时，母亲牵着她姐姐的衣服哭个不停，使在旁边的人也觉得姊妹俩可怜，也受感动，有人还抹泪。

　　姐姐走后，母亲感到孤苦，看到已80岁年迈的外祖父、祖母的凄苦，感到她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于是便央人(请人)给她的父亲写信，外祖父、外祖母也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连自己行动都不方便，还能有什么能力照顾孩子呢?母亲的父亲在部队收到信后，派了他手下的两个兵娃子将母亲带走了。

　　母亲到父亲身边，才知父亲已经新续后娘，继母对母亲很苛刻，对待很不好，常常遭到辱骂和数落。母亲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已升为副院长，据说已属于部队的副团级，国民党的部队曾保送他在军事医疗学校培训过，回部队后因外科和中医技术过硬还升官了，渐渐管理部队医院的一些军医和护士，整天很忙。那天，乘继母不在，溜出家门，在医院找到父亲闹腾要将她送回乡下去，说自己宁愿在外祖父、外祖母那里饿死，也不来了。父亲知道情况后，回家与那个继母大吵了一架，从此他的父亲就每天将她带到医院，父亲既为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战士做战伤手术，又是个中医大夫，每当父亲给当兵的做完手术，还要开中西医处方，就将她安顿在中药的药房，与两三名护士抓药，那护士姑娘们手把手教她，有一个姓巴的护士将父亲的中医好处方收藏下来，有时还念给母亲听，母亲虽没上过学，但记忆力特别强，渐渐认识了一些中药和懂些药性，以致偏方。母亲的父亲还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常常给母亲讲一些民间的单方、偏方、验方和采用的土办法，母亲一一记在心里，后来她又搜集了一些专治婴儿、幼儿的验方。比如婴儿、幼儿肚子膨胀病，母亲就用“油捻子”喷打等土医办法。母亲以致成为后来的“土医婆”，在哪里曾打下了一个基础。所谓“土医婆”，就是没有正式处方，只有口授中药名的偏、单、验方和土办法，乡下人又称为“老娘婆”。

　　母亲18岁那年，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眼看大势已去，舅爷为部队战士做手术很忙，同时驻扎部队也不稳定，流动性大，舅父便打发母亲仍回乡下去了。不久，嫁给镇子上的父亲，走进了我们王家之门，那年的农历的鼠年(1948年)的秋天，父亲用了几根大白洋布(大粗布)送给舅太爷家作为彩礼。

　　我们小镇分上、中、下三个街道，但三个街道串通连成一体的，形成一条长长的“长蛇阵”。舅太爷家居住在下街，上街是东头，我家就在上街的中段，院子不大，约有七八分地的面积，是个长方形小院，有祖传遗留下的一溜排六七间土木结构的一坡水的偏撒瓦房，面朝东，面临街道有两间铺面，铺面西面隔有进出院子大门的门洞，但就在这个小院居住着五户王姓家族的人，母亲嫁来时，公婆已去世，爷爷、父亲、母亲一户;五爷、五婆一户;四爷一人一户。四爷单独住在面临街道的两间铺面内，因年迈，铺面只能闲着，没做一丁点儿生意，只是祖传留下的遗产而分给他居住罢了。五爷、五婆没生养孩子，老两口住在刚进院子的那头，五爷还是远近有名的木匠，常常还带徒弟干活，就连几个村庄的神庙都是五爷修盖的，我的爷爷住在一溜排房子的最末头，那间又是厨房，既住人又是做饭之地，我家的爷爷还是个厨师，谁家的红白喜事少不了爷爷的手艺，但爷爷有个嗜好，吸食鸦片，把个家吸得穷当当的。父亲与母亲就住中间两间，家徒四壁，贫穷如洗，屋里还好有一台祖先留下的织布机。母亲就成了这台织布机的主人，母亲嫁来王家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秋天，天水解放了。那年的一天半夜，南北两山枪声大作，一会乱成一片。第二天镇子上的人基本跑光了，躲避战乱，王家老小藏在南山上的水窟窖里，接近傍晚，爷爷下山打探消息，一进街，看见满街都是当兵的，有的见了老百姓打招呼很客气，有的因疲惫不堪睡在街道上，那些当兵的见有人回来，征得同意，才打开大门进去，然后打开铺盖住在院里，爷爷跑在山上才将人叫下山来。

　　次日，小镇的人慢慢也下山来了，我们家小院来了两个班的解放军，架起锅灶做起饭，蒸出了白花花的大米饭和馒头，还先让我们家的人盛饭，并拉起家常。爷爷因是厨师，还教他们的炊事员一些炒菜的小技能，有个炊事员老兵还塞满一锅老旱烟让给爷爷，说这个赛过活神仙，比鸦片烟要好，说的爷爷脸刷的一下红了，其实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事。这些当兵的，据母亲回忆，大都是山西、河南、陕西过来的，河南的多，有一个山西小伙给爷爷拉家常说，他是个“解放兵”，原是山西阎锡山部队的，随部队起义后，是共产党部队的领导教他为谁打仗?现在才明白，他们打仗是为老百姓能吃饱肚子，也不让有钱人期负咱穷人。他们现在还要向西打去，追打国民党119军部队，母亲觉得这些当兵的不伤害老百姓，便为他们补衣服或到河边浆洗衣服，关系很融洽。

　　部队在镇上大约驻扎了三、四日，那天半夜，母亲听见院子响动，叫醒父亲，原来部队收拾锅灶和行李准备起身，他们要走了，全院的人也起来送行，三个爷爷帮着也收拾东西，那个炊事老班长还送爷爷一个水壶作为留念。几个当兵的劝爷爷进屋睡觉，并说收拾好东西还不走，等待命令。谁知待人们入了梦乡，次日一早才知他们悄悄已走了，爷爷还很伤感，说这些娃娃真辛苦，养大一个娃娃不容易，打仗万一有个闪失咋办?

　　部队走了，满街的老百姓都说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多么多么的好，不几日，小镇上有了共产党的政府，政府组成了支援队，将父亲抽出来，与其它一帮人组成了担架队，要去30里外的盐官镇抬担架，原来部队要向西挺进新疆，路经在盐官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几天后盐官打下来了，一些战士牺牲后埋在了盐官附近，有十几个受了重伤的从盐官抬上来，父亲抬担架时认识其中一个，那就是在我家院子住过的那个山西小伙，血流的很多，看到父亲，想说什么，但已说不出话来，衣服被血染得红红的，父亲回去让母亲翻箱看有什么能行的衣服换一件，母亲拿出了一件爷爷的上单衣，是爷爷穿过的，用粗线织成的白衬衣，既厚又结实，被母亲浆洗的干净，爷爷准备换洗的，父亲拿去换脱那个战士的血衣，母亲也跟着帮换，当看到这个战士的血也灌进了军鞋之时，母亲急跑回家拿来她为父亲已做成的一双布鞋，也给那位战士换了，这双布鞋，母亲回忆说，她在灯下不知熬了几个夜晚，鞋底用细麻绳纳得密密麻麻，结结实实，一天也没穿，准备过年换新的，谁知被那位战士穿走了，那位战士终没抢救过来，与其它十几位战士就地掩埋在我们天水镇城外的沟濠边上。在掩埋时，十几位战士遗体排成一溜，用白大粗布盖着，有几位战士身边放一张低条，有的还没纸条，父亲小时读过私塾，认识字，才知曾在我家住过的那个小伙子名叫王小虎，山西运城人。殓棺时，父亲忍不住还掉了一滴泪，觉得太年青，很惋惜，死在异地很可怜，也从此成为父母谈论的伤感之事。

　　新的政权建立，人们欢欣鼓舞，父亲打得一手好鼓，街道上欢庆的队伍一拨一拨的，有镇上的，有乡寨来的，父亲的鼓手总是在队伍前头，“咚咚咚”很有节秦，很有规程的响个不停，父亲高兴地与大家欢庆这改朝换代的好时光。

　　建立政权的第二年，爷爷去世了，父亲对母亲说：“大大(当地人称爸爸为‘大大’)没命，共产党来了，这么好的社会却走了。”

　　父母安份守己，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母亲操持家务，母亲最大的任务就是为这个小院的大人们织布穿衣，很是辛苦。但母亲性情很高，常常主动还去参加新政权的大小会，那时政府的人还动员母亲发言批斗地主，可母亲说：“地主与我没仇，斗他干啥?”因刚解放政治斗争还没那么残酷，只是惹得政府干部不高兴，镇上的政府曾派农妇积极分子动员母亲也来当积极分子，可母亲不愿干，只是参会图个好奇，听听新鲜事儿。不久，我的舅爷在城里因历史问题遭到恐吓，解放后第二个秋天便一命呜呼，遗骨也没拉回来，埋在城边红旗山的半山腰上。

　　随着土改运动，我家分得几亩薄田，划线钉地界牌子那会儿，父亲高兴的像个小孩子，笑得整天合不拢嘴，母亲跟上父亲白天干地里活，晚上还要织布。父亲很珍惜土地，认为共产党给的这几亩薄地来之不易，为多打粮食，无论下大雨也不在乎，戴着草帽也要去地里。秋后的一次暴雨过后，父亲先到地里去了，过了半个多时辰，母亲过河也要上地，刚脱掉鞋子，走在河边，不料一股洪水冲来，将母亲冲倒，卷向河中，恰好碰上镇上几个青年极力相救，母亲才免以一难。

　　“三年困难时期”的母亲

　　父亲珍爱土地，珍惜土地，可好景不长，随着互助组的不断开展，渐渐进入了人民公社，土地没了，土地归了公社集体化，有了生产大队、生产队。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家里不让做饭，我家的铁锅收走了，就连爷爷曾喝过茶的铜茶炉也收走被砸了，就在他们收走铁锅时，母亲将一只小铁锅藏在草堆里，没被拿走，正好后来还用上了。大家集体在公共食堂吃饭，起初还能吃上饭，后来干脆限量打饭。吃不饱饭，母亲在野外挖野菜，挖来的野菜母亲就用那个小铁锅煮。

　　一天夜里，家里正煮野菜，生产大队的几个积极分子突然闯进来检查，原来他们早就注视着我家的烟筒，半夜守侯等待“抓贼”。一个积极分子并狠狠训斥说：“有公共食堂，还生什么火，必定你们藏了粮食，野菜是做样子的。”父亲怕事便让他们搜，母亲不服气，回击说：“食堂里掌勺的，有面子的多舀撒面饭，不但舀的满，大木马勺下面有小勺掌饭，没面子的在大马勺上面小勺刮一下还不得满，正副队长、会计、管伙的这一大帮干部个个吃的圆溜溜的，而尽克扣我们没面子的。”“啪”一个积极分子扇了母亲一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你诬蔑人民公社，怎么了，是不是想当现行反革命?搜!”翻箱倒柜，就连枕头也拆了，荞皮子撒了一炕。还挑起院里柴草堆查找。

　　到了1959年情况渐渐更遭，尤其到了后半年和1960年初，完成变成另一番景象，已成为十分凄惨的天地，父亲白干干完生产队活，夜晚爬在榆树上偷剥树皮，拿回家母亲用小铁锅焙干，再拿到别人家小石磨上推成面，与包谷芯(包谷棒)荞衣混和而食，一次，因剥树皮父亲的腿被树杈划破流血，加之挨饿，从树下爬下时晕了过去，掉了下去，摔伤了腰，多亏母亲还懂一些药性，母亲在外挖来中草药熬喝，一位好心邻居送了点三七，伤势渐渐好些，但吃进去的食物父亲拉不出来，母亲便用小细棍捅，肛门也捅破，从肛门流出一滩滩血。母亲决定再不食树皮、包谷芯，多食荞衣、野菜。

　　榆树皮、野菜，在那个年代可救活了多少人，母亲拼命寻野菜，苜蓿、苦苣，“科劳干”(蒲公英)、芨芨菜、茵陈，凡是能吃的都采来，混和煮吃，母亲说苜蓿是最好的，还有点面气气，为了寻找苜蓿，母亲天刚发亮就背着背笼出去了。农村种苜蓿，是饲养牲口的一种良好饲料，但那个年代成了救命的主粮。苜蓿地里，苜蓿与杂草丛生，当然苜蓿还是较多的，但寻找苜蓿苗时必须要细心，然后用小刀一苗苗铲在笼里，有时也用手掐，有的村庄生产队还派人看守，不让外来的人掐去。

　　这天，天刚刚擦亮，视物还不大清晰，母亲一个便走到近二十多里外的姑集村庄偷掐苜蓿，全是弯曲的小路差点掉下悬崖，村外便是一大片苜蓿地，一进地自己先生嚼吃一会，因看不清苜蓿连带杂草也吃下去，自己先安顿好肚子，有了劲再给家里掐，渐渐天大亮了，低头正掐苜蓿时，哪个村庄看守苜蓿地的两个人发现了母亲，冷不防抢去母亲的背笼踩踏坏了，然后一顿鞭杆棍(放羊用的小木棍)乱打，打得母亲翻来滚去，跪地求饶，还叫起了“爸爸”。他们还说：“咱村的人都不敢来，也不敢吃，还有你外来的人敢来掐我们地里的苜蓿，你吃了豹子胆了，真是头往‘撒面饭’里戳，寻着来挨掺(挨打)。”这是母亲第一次挨打。

　　儒家说：“无侧隐之心，非人也。”在那个年代，由于个别领导的好大喜功，或急功近利，个人主义的极左思潮十分严重，这就形成了下级奉承上级的追随者，那些最底层的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了他们的捧场者和打手，有的人几乎失去了人性，丧失了人的本性，本来他们也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然而却成了害人者，人的本性也快泯灭了，甚至连动物的属性都不如了，找不出一丁点人的本性所在了，却成了一只只变态的疯狗，或者说成为弱肉强食，相互争抢食物的“狼性”，这就是同类动物的人却变成了残酷无情，撕咬活体同类动物的“豺狼”。也就在那个年代，苜蓿，这种饲养牲畜的草料，却成为人们救命的一根“稻草”，然而，宁愿喂了牲口，也不让人吃上一口活下来，这就是同类动物的人啊!人!非人也。

　　已经饿的不行，加之遭到暴打，处在昏迷之中的母亲，被两个看山的恶魔拖磨在苜蓿地里，来回几个回合，扔在苜蓿地外，然后扬长而去。

　　夕阳夕下，父亲得到消息，借了本生产队的一头毛驴将耷拉脑袋的母亲往回驮，在下陡坡的小路上，父亲勒住毛驴缰绳，面对斑烂的晚霞，而蹲地强忍眼泪掉下来，也没哭出声。“好好的世事咋变成这个样儿了。”

　　还需说明一点，在我们当地，如果人们饿得实在不行，那还有个办法，就是家家挖备了一些甘甘草(甘草根)，熬成甘甘草水可解一时之急，起码缓解生命的危及。父亲用砂锅熬了一大碗甘草水，一勺勺灌进母亲嘴里，才慢慢缓过神来。

　　公共食堂，农民从食堂打来的饭不是稠的“撒面饭”了(用包谷面做的稠粥)，而渐渐变成稀糊糊了，母亲就用荞衣、苦苣菜搅和在一起充饥，人们的体力渐渐不行了。这天中午，从食堂打来了糊糊汤，不防瓦盆摔破了，父亲先用手往盆里一下一下往碗里捋，实在捋不上了，就让家人爬倒在地一口口添。母亲说，荞衣吃上还能拉下来，包谷棒棒芯子拉不下来，不能吃，但包谷棒棒头可拧下与荞衣同煮吃，或焙干推成面。与野菜混吃，荞衣吃上最大的坏处就是浮肿和全身瘙痒。那时有的人家单纯吃荞衣，而浮肿起来就流黄水，渐渐被肿死。幸好母亲随舅爷抓过中药，还懂一些药性，介绍给大家说要混和吃比较好，苦苣、蒲公英的野菜还有消炎消肿解毒功能，此经验还果真起了一些作用。

　　1959年的夏天，生产三队的女社员围圈在社场集体簸麦子，饥饿难忍的女社员乘队长不在，偷吃生麦粒，母亲也随大伙偷吃，往嘴里一放，低着头，开始还不能发出嘴嚼的声音，后来干脆来了个“快捷”吃法，“咯噔咯噔”，队长转过身来已看见了，骂道：“你看你们象驴一样，嘴一张一把麦子。”队长转过去并打发两个正在碾场的青年小伙来监视，有三、四个饿得实在不行的妇女又往嘴里刚一放，队长命令那两个社员从她们嘴里掏出来，并每人赏一耳光作为惩罚，母亲就是其中一人。

　　1960年春，父亲与社员耕地种包谷，从生产队仓库提取籽种，父亲嗅觉到籽种已搅拌上了“六六粉”的农药，目的是怕社员偷拿籽种，队长才想出的绝招。但饥饿难忍的人们，哪管农药不农药，父亲乘队长不注意时，另一个社员帮父亲打掩护，偷了一斤多“六六粉”拌过的籽种，因提前将自己的内裤在两腿下用细绳扎紧，将籽种灌进去，然后借故回家取农具，到家从内裤里掏出来。下午上工回来，匆匆淘洗籽种，尽管淘了二、三遍，但那种农药味始终摆脱不掉，急急用石舀撞烂熬成包谷面汤汤，全家喝了下去，谁知睡到半夜，母亲昏昏沉沉，一会便呕吐，浑身发抖，父亲赶快熬了一大碗甘草汤喝了，熬到天刚放亮，母亲才入睡，那一次母亲几乎丧命。

　　从那次后，父亲宁愿让家人多吃荞衣、野菜，也不偷农药拌过的籽种了。

　　1960年秋，秋田长势还算良好，满山满川密密麻麻的包谷林成为一道绿色世界的美景，然而，挨饿的人们却眼巴巴的看着已吐红穗的包谷棒子垂涎三尺。

　　那天，我们生产队三队的三十多名妇女在包谷林地里拔黄豆，饿得实在不行的几名妇女乘队干部不注意，偷吃生黄豆。母亲偷偷避过人溜进包谷林另一处，搬下了一个嫩包谷，三下五除二剥了皮，狼吞虎咽啃起生包谷，母亲正啃的津津有味，一股旋风似的棍落在她身上，母亲赶快丢下包谷棒没命的跑，没跑几步被那个看山的家伙赶上前，一把揪住甩倒，举起小木棍浑身上下乱打，母亲呼天喊地让“饶命”，哪家伙稍停顿片刻，指着母亲骂道：“我让你吃，吃死你!”此时爬起又跑时，被那家伙的一棍又打来，正好落在一株包谷杆上，那株可怜的包谷杆多半截被打断飞起来，“嗖”地在空中旋转了一下掉落。母亲说，多亏这株包谷杆替她挨了一棍，救了她。那家伙还是不放过又追来，幸好干活的其他妇女闻讯跑过来，燕俩妈、桃花子妈等几个妇女一把将那家伙从后腰紧紧抱住求情：“他杨爸，算了算了，人饿得已经不行了，再打就死了”。“死了，死了才活该。”那家伙才愤愤收步,母亲乘此而没命逃掉。那家伙用棍凶狠狠地指着她们骂道：“你们都听着，谁要再偷吃生包谷，我苍保子这根棍不饶人，决不答应，我就让你们吃个够。”然后双手将小棍架在后脖颈上气呼呼地走了。这里说明一点，母亲挨打之时，其它一些妇女在另一处也听到，吓的只是发抖，因她们也挨过这个恶棍的打，不敢过去劝说，只有几个较胆大的冒着“斗胆”去劝他。

　　那夜，黑沉的夜，母亲呻吟叫疼一夜，哭泣一夜。次日，父亲到华岐公社谢家山的亲戚家要了点三七，熬给母亲喝了。从那以后，母亲后脊梁骨留下了后遗症，佝偻着，直不起腰，至今遇到天气变化而疼痛不止。每当母亲谈起这件事，很痛苦地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家与人无仇无怨，那个家伙为啥那般凶狠?为了一个生包谷棒子，真想将你一棍子打死，简直是疯了。”母亲还常常教诲我们子女要与人为善，多做善事，就有好的报应。那个年代打人者结局都不太好，尤其那个家伙打了多少妇女。他手不离那条小木棍，并当众将那条木棍舞来舞去，如耍杂技，走路他将那条木棍拿在身后如捣蒜，他说他两天不打人手就痒痒的，只要发现有偷粮者就打，打得你跪地求饶他才满足。村里本来有个年轻寡妇想嫁给他，看到那个德行，便也狠之起来，他打了一辈子光棍，政策渐渐好了，他不当“疯狗”了，可人人恨之入骨，谁还愿意理他，也有人讽刺问过他：“你那条木棍可以进博物馆了?”

　　岂不?在哪个年代，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家伙”，履行着他们所谓的“职责”。在地里发现有偷刨吃生洋芋、搬生包谷、吃生麦粒、生黄豆者就打，打打打……

　　在路上、在路口围追堵截从地里干活归来的社员，进行搜身，摸人家的裤筒、让脱袜子、脱鞋子、翻衣兜等，甚至让妇女连裤子脱了查粮，只要有几十粒粮食一旦查出便打。

　　话说到1974年腊月二十三，人们擀饭准备过小年，父亲担水时路过生产队饲养圈，发现一人躺在饲养员炕上无奈地只是哼山歌，回去告诉我母亲，母亲有了怜悯之心，将做好的稍子面打发我给他端了一碗，我责怪母亲这么香的洋芋鸡蛋稍子面为何要送给他?母亲说：“你才十几岁的娃娃知道啥?人在做，天在看，恶人已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还计较啥?”母亲还说：“你记住，他做他的恶，我们做是给我们修路，恶是恶，善是善，各有各路。”我不情愿地送了去。曾记得，当我将稍子面倒进他那脏兮兮的碗里时，可能良知被发现，人性已被唤醒，也可能即想到对不起人了，也可能意识到行恶作端他竟落到这般地步?也可能……总之，手也抖了，竟然掉泪了。后来生产队解散了，饲养圈也拆了，他无处栖身，被赶到大队社场(生产队将各生产小队集中在一个地方，各小队划片各自集体碾麦，包谷上架储备藏粮等之地)一间废弃小房子，这间废弃小房子曾在大集体时，是圈过看护院子的两只大黄狗的地方，他卷起破絮的铺盖搬了进去。

　　1975年的冬天，风卷着雪花，狂暴地扫荡着山野、村庄空旷无人的社场，风把那间狗窝茅草大把大把撕下来向空中扬去，狂风怪叫着，怒吼着，咆哮着，也把雪花冷森森的打在他脸上，冻得他浑身发抖。终于在这个老天爷发怒的风雪之夜冻饿而亡，结束了他恶行有报的因果。

　　也就在母亲被挨打的那年秋天，母亲躺在炕上只是呻吟，那时，不出工者，食堂不打饭，母亲的饭几天没打上，父亲便挨到夜幕刚刚降临，偷偷钻进包谷林，先是生啃了一个，然后搬了三、四个棒子，插在裤腰带里裹紧，用上衣掩盖，走在半路被另一个看山的堵截住，厉声喊道：“拿出来!”并高高举起鞭子，父亲即下跪求饶：“你放过我这一回吧，娃他娘已被打了一回，受了伤躺在炕上，吃不上饭快不行了，实在没法了，你曾记得过去我们家境好的时候，你家困难借过我家二、三次包谷面，有几升吧(一升七斤面)，你没归还，我们也没要过，在这点上，你能给点面子吗?”那个看山的放下鞭子，“我给点面子，不打你了，但偷的包谷必须掏出来，交给你们三队的干部处理，再扣你家的饭。”父亲求饶说：“他武爸，饶了吧!大家称你‘代王爷’，‘山代王’啊，我知道你干啥认真，但我们俩家有交情，你难道就不记一点情吗?不给一点面子吗?”“不行，”说时即一把抓住父亲的衣服，从裤腰里搜出那三、四个包谷棒子，并押着父亲走到生产队队部，交代给队干部，次日，食堂扣除了全家的稀饭，父亲上地干活干不动了，收工后，队长沈X X、伙委主任武X X组织社员召开批斗会，吐唾沫，父亲脸上唾沫沾满了，接着又组织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也算干部，能在灶上吃饱饭，有力量)将父亲“摇铃”惩罚，就是将父亲圈在中间，你推一把过去，又搡一把过来，终将父亲摇倒在地，天旋地转的，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受了委屈的父亲，回来躺在炕上，让母亲不要点灯，一言不发……

　　1960年冬，呼呼的北风夹裹着飘舞的雪花下个不停。说也怪，这年的冬天也特别冷，滴水成冰。夜幕扯下，那晚雪停了，几天的大雪映着月光，白皑皑的照得每个院落瓦顶如同白昼，朔风如刀割一般从人的脸上刮肉。街道上行人稀少，家家黑灯瞎火，饥饿难忍的人们，加上冷冻，如蜗牛一样更是瑟瑟发抖，冷清的月光从格棂破纸的窗户映出，东倒西歪着不同暗淡的“侈相”姿势，窗户上那破了的格棂纸被风吹得“刷刷”作响，如浑身发抖的人一样在挣扎着，呻吟着，颤抖着。有的人只是一个奢望，就是尽快死掉，免受痛苦。

　　在那漆黑的夜里，在那寂静的夜里，小镇上的左邻右舍，谁都能听到断断续续地，冥冥约约的地一声声哭泣声，或微弱地呻吟声。自挨饿的日子到来，有相当一部分人饿死的饿死，奔走他乡的奔走他乡，有的为讨饭，冰饿死在半路。

　　父亲在野外剥榆树皮时，走在田间野外的小路上，看见有的人背着背笼和布袋，背靠小路的山崖而躺着，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根讨饭棍，可人的眼睛仍大大的睁着，拉了一把才知已死了，父亲便用手慢慢揉搓着，将僵硬的眼皮给闭上，才离开，因饥饿，他也无力将人埋掉，一路走来，心里默念着，“愿你转世时再大逃亡，不要来这里，该到陕西去。”也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沿路乞讨真去了陕西，有的嫁在了陕西，将这儿的儿女和丈夫丢弃，全然不顾了，都逃她们的命去了。有一亲房的媳妇曾约母亲也去陕西，“陕西再嫁一次，只要有口饭吃，命活下来再说，不能在这儿等死，上街、中街、下街的安X X、武X X、刘X X等多少人去了陕西，来信说不仅命活下来，还另嫁一汉又养几个娃儿了。”母亲故意问：“怎么走?”“在北道埠爬上火车，到宝鸡就好了，只要到陕西边界，摆脱甘肃，命就活了。”尽管那亲房的媳妇多么动员，母亲决不抛下父亲和儿女去自己活命，宁愿饿死也不去。哪亲房媳妇丢下丈夫和儿女果真走了，到陕西的蔡家坡嫁给一人家，又养了一堆孩子，甘肃生活渐渐好些后，她回乡看望原儿女，谁知有一儿一女已饿死，剩下一儿子她哭闹要带走，被原夫痛打一顿，她只能又跑回陕西去了。至今再没来过，这是后话。

　　也就在这年的腊月，临近年关，饥饿的人们，连命都难保，哪有心思准备过年。我家也将要经过一个凄惨和让父母难忘的日子。我的一个姐姐已整整11岁了，因饥饿浮肿之后不久便流黄水，母亲将晒干准备过冬充饥的“科劳干”(蒲公英)，车前草冲洗后，大概用砂锅煮了，然后用石舀捣烂如泥，敷贴在肌肉上消炎清毒，谁知道越贴黄水越多，母亲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日愈严重的女儿病情，哭干了眼，哭声也无力出声了。腊月二十六日，父亲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稀饭让姐姐喝，可姐姐只喝了几口就不喝了，她说宁愿饿死也不喝，要让给母亲喝，姐姐说她快不行了，喝了也是白喝，还是母亲喝了，还能蹦挞几天，也能喂活弟弟(指不到三岁的我)，姐姐还说：“妈妈，我摸到弟弟的脚了，以后他的名字叫脚脚吧。”母亲端着碗哭着说：“娃儿，我按你起来，这半个月以来食堂打来的稀糊糊还有点面气气儿了，我让你弟弟多喝了，偏了心，耽误了你，让你饿成这个样子，我后悔了。”姐姐说：“妈妈，多照顾弟是对的，我是个女子娃，迟早是人家的一口子人，弟弟才是我王家的根。”一句话刺痛了母亲的心，心如刀绞，是啊，挨饿以来，母亲把心偏在了照顾我的身上，将姐姐有些疏忽，哭啊，哭，“娃儿，原谅我吧”!母亲只是哭。无奈的父亲蹲在炕头，脸如石膏一样的僵硬，只有嘴唇微微在颤动，当听到女儿说了一句“弟弟才是王家命根子”时，眼泪扑簌簌一下子流下来，落在他那长久没有刮过的浓厚的胡须上，于是又变成脏兮兮的黑水滴在了那又脏又臭又压满补丁的衣服胸口……父亲是坚强的。母亲曾说过，“你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遇到天大的难事，只是不吭声，有时只是流泪，但从没见他哭出声来，是个男人家。我不像你爸，我会呼天喊地的哭出声来，掏掏心窝子的亏欠。但你爸还说，就是天塌下来，一手要撑天，一手也要刨着行走，前面的路(探行路)，还得走下去。”也就在这腊月二十八的晚上的后半夜，离黎明还有不到一个时辰，姐姐终熬不住病魔的折磨，我可怜的姐姐断气了。

　　“娃他爸，孩子走了，叫个人吧。”

　　“谁能来呀，家家都成这个样子。”

　　“那个朱撒饭是个善人，叫他来帮帮你吧。”

　　朱撒饭真的来了，他饿的有气无力，脸色成了一团紫菜，来时先吃了几粒生包谷，他还告诉父亲一个秘密，在生产队社场干活时，用鞋框框装一、二把包谷粒、或麦粒偷回来积攒，用旧布包了藏在茅厕里的粪土里，谁也搜不到，饿的不行了拿出来吃上几粒生的，还能救命，让父亲给谁也不要说，仿照他的办法去做，关键时先救救命再说。然后，朱撒饭劝慰哭泣的母亲，不要太伤心，不要哭坏了身子，还要往小的娃儿脸上看，能活一天算一天。朱撒饭帮母亲给姐姐再穿套了一件旧衣裳，用破布大概洗了脸，洗了脚，然后就擦洗了姐姐身上的黄水，父亲伤心的不敢碰姐姐，只是蹲在地上抱头流泪。一会儿，朱撒饭背起姐姐，临走时拿了院里的一把小铁锨……

　　天大亮了，朱撒饭回来了，母亲已哭得半死，朱撒饭说，“你这样再哭死，我可再不去送你了，我也背不动你，你的姑娘背在半路上，我背不动了，背靠崖歇了几歇，气都喘不上来了，好不容易背到‘死娃娃沟’，用锨刚铲了半截坑，饿狗来了，用铁锨赶跑了，好处我还有点力气，不然埋浅了，狗就揪出来了，你再不能哭了。”

　　饿的面黄饥瘦的左邻右舍也闻讯我家遭了“瞎事”，拖着身子来看望，劝慰父母亲，好话都说了一大堆，但就是没人说给你一点吃的。

　　晚上，呼呼的北风更是凛冽，更是寒冷，朱撒饭又来了，瓦罐提了点麦面糊糊，原来他又从茅坑里掏出私藏的麦子，用石舀掏烂，用砂锅熬了点送来我家，用一种非常强硬的口气让母亲喝下去，在我家遭难中，有这样一位好人、善人，母亲常常在我面前唠叨不休。朱撒饭至今已快90岁的人了，身体还硬朗，儿孙满堂，一个孙子“金榜提名”，在享受天伦之乐，人们说，在那个年代，朱撒饭帮人埋了好几个“饿死鬼”，行了善，现在有好报，应该的，应该的。

　　1961年，春节刚过不久，朔风还是凛凛冽冽，但已不是那么“狂妄”的吼叫了。那天晚上，父亲被生产大队叫去开会，母亲因病没去，多半夜父亲未回来，母亲急坏了，以为父亲不知又犯了啥了，是不是人家在“整”他，家里刚遭过姐姐饿死的“瞎事”，母亲不仅挨饿身体已撑不住，加之精神打击，躺在炕上几乎不能动弹，她喊叫隔壁五婆(五爷也开会去了)，要五婆去会场打探消息，五婆刚走出大门，父亲回来了，父亲一进门，脸上便带着另一种颜色，三两步走进屋来，嘴里不停地在念叨“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两手合拍一下，又重复说着，如范进中举那样有点颠狂。母亲看到父亲这个大不相象的样，不禁浑身战栗起来，“是不是又斗了你了，往脸上吐唾沫了，或者人家捆你一绳了”(那时随便捆人是常事)。母亲问了二遍，父亲才说：“没”，“那咋了?”父亲突然发出吼哭声，如一只受过伤的狮子那样，又如饿的不成体统的“野狼”那样，一下子号淘大哭起来，伸长着脖子，好象要把肠子的五脏六腑倾吐出来。父亲的嘴唇颤抖着，胡须也颤抖着，从眼睛里滚出来的泪珠又从胡须上滚落下来，脸憋的通红，肿胀肿胀的发紫着，本来已饿瘦的一张不成型的脸。已变得更加难看，是丑陋吗?不是，他是在想说什么，但一时哽噎在喉咙里急忙发不出来，半晌，才失声断气地抽泣着：“娃—儿—呀，你—走的太—早了。”母亲让他歇一会，父亲又号淘哭起来：“娃他妈，北京的——毛主席——知道咱们挨饿了，我们有救了。”接着，父亲又跪在地上，面对屋里正中央大古旧方桌上墙贴的毛主席像磕头如捣蒜：“毛主席，你咋知道我们在挨饿，还是你老人家好，过去你给我们穷人分土地，翻了身，现在我们穷人又要翻身了，不挨饿了，哪个省上姓张的坏书记已被撤了……”

　　原来父亲去生产大队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西北局会议在兰州召开，撤销了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职务，由中央派来的汪锋接替，还要求农民放大胆说如何挨饿的真话。这次会议对甘肃人民来说，的确是一次“救命会”，也传达了《关于当前粮食工作的安排意见》，甘肃还要从外地调进来一批粮食，挽救甘肃人的生命，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吃饭问题，父亲给母亲说，传达时会场上哭泣一片，甚至当场有人站起来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母亲听到好消息，忍不住也哭将起来：“我的可怜娃啊，……”

　　次日一大早，很冷很冷，太阳还没出来，东山的天上几片浓云已衬上了浅浅霞红，母亲乘父亲还在睡觉，便挣扎着，拖着身子来到河边，望着河对岸的一条山沟，究竟站了多久?母亲已记不清了，然而只觉得河水也在为她呜咽哭泣，对面的青山好象也带着哭声，“可怜的娃啊!你咋走的这么早……”

　　几天后，公共食堂不做饭了，而将包谷面称好发给每家自己做，这时有的人家才借锅或用砂锅做，此后我家还领来了“康复散”和少量的粮食，还鼓励农民开荒种地，日子渐渐好起来……

　　这年的春天，入夜时分雷雨大作，“轰隆隆”的雷声如在房檐下、窗户上打滚滚，惊醒了小镇上所有的人，有的人家打开门窗，故意想让“雷神爷”进来看看，天神会上报玉帝的，这里的人太可怜了，该赐福了。

　　雨后不久的日子，阳光暖了，吹起了和煦的春风。我家一进大门靠院墙的那棵垂柳已依依了，柳梢如秋千轻轻开始浮动了，来往飞舞戏耍的燕子盘旋在柳树周边和房檐下，啼啼鸣叫着，向人们报告春天来临了……

　　“家门不清”的母亲

　　我家“家门不清”啊，母亲常常对我这样说。

　　说来话长吆，母亲养了九个孩子，结果只活了我们兄妹三个，其它几个在半路都夭折了，一次次的精神打击，使母亲得了焦郁症，或者抑郁症，更准确地说心脏上出了毛病。

　　母亲鼠年进我们王家门后，“牛”年的秋天，生下我的哥哥，长得胖乎乎的，一副圆盘脸，两只黑黝黝的大眼睛，眼眶里非常透亮，如秋水，如一对宝珠，谁见了让人可爱，只要母亲抱出去，左邻右舍，甚至乡里村寨来镇上赶集的人，看到孩子都要逗一逗，抱一抱，亲一口，谁不夸赞孩子多么多么的“心疼”(当地土话，漂亮)，很让人喜欢的。哥哥也聪慧伶俐，记忆力很强，只要大人说过的话，嘱咐的事，他都能一字不漏的按原话说给你听。

　　1953年的秋雨连绵，我家后院茅厕一堵后墙倒坍，五爷说刚倒了的墙不看日子可以就能捶打垒起来，父亲非要看个日子，结果父亲找了个阴阳，阴阳先生说不可动土，动土就可犯“太岁”、“太岁”为凶神，谁也不敢惹他，所以那里暂时还不利，太岁当虎卧，动土会带来灾难，五爷就不信这个邪，偏要动土看它太岁有什么能耐，五爷是长辈，父亲犟不过，叫人帮忙几天便将后墙捶打垒了起来，时过不到半年，我这个哥哥的一对明亮的眼睛开始长“雾障”。母亲曾给我说过，你哥哥的眼睛里长“雾”，人在看着这层“雾”就从下往上长，眼睛不仅长“雾”，还眼眶疼痛，伴随着头也疼，叫唤不止，几天的功夫，这层“雾障”就将他的眼睛全“屏敝”了，可怜的哥哥爬住墙摸着走路。一次，母亲将刚做好的饭端在他面前，回头去给他取筷子，哥哥以为碗边有筷子，摸着取，右手摸在汤碗里，手被烫伤了，父亲责怪母亲，母亲也后悔哭个不停。哥哥看不见，摸着走出大门，街上的孩子见他成了瞎子，都不与他玩了，哥哥急的便自己摸着挖土面面，孤独而可怜兮兮的。

　　哥哥没了眼睛，把黑了当白天，把白天当黑夜。夜晚，父亲抱在怀里哄他睡觉，给他讲故事。那个时期，请来树林郎中，先生说谁也没办法，瞎了不可能再复明，只开了两副中药，父亲又去卫生院请大夫，五十年代初期，卫生院才刚刚成立，缺医少药十分严重，卫生院来的大夫也束手无策。白天母亲忙于干活，晚上抱着哥哥哭个不停。有人出点子说，用舌头舔眼可以治眼，父亲信之，父亲只要上地回来，先用凉水将口漱净，就抱着哥哥舔他的眼睛，一口口的漱水，一次次不停的舔，“疯狂”地舔，恨不得把他眼睛里的那层“雾”一下用舌头挖出来，让他看看这天空是蓝的，树是绿的，夜里黑的。母亲一有空也为哥哥舔眼，母亲舔时泪流满面，眼泪“叭叭”滴有哥哥的脸上，若得哥哥不让母亲舔。父亲埋怨母亲不要这样为孩子舔眼。

　　就这样舔啊!舔，盼望他的眼睛能奇迹般地亮了，将那层可恶的“雾障”快快“刮”走，可一天天过去了，哥哥的眼睛仍然被那层“雾”死死缠着，如魔鬼一样揪住他的眼睛就是不放……

　　哥哥瞎了眼的一年多，也就是1954年的秋天，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只说他头疼，哥哥不吃饭了，第四天头疼的厉害，突然发起烧了，到后半夜烧得“滚烫滚烫”，尽管用凉水摆了的粗大布毛巾敷在额头上，但发烧持续不退，天刚露出一点鱼肚皮，父亲敲打卫生院的门，然而始终叫不开，又请来街上的中医先生，中医先生说：“中药太慢。服了也‘叫不上快’”(当地土话，就是来不快)，但也开了一个方子，可父亲在哪儿去抓药啊，好不容易熬到天大亮，敲开卫生院门，医院医生说，没有盘尼西林消炎。父亲垂着头回来眼睁睁看着孩子，脸颊已烧得绯红绯红的，孩子开始说胡话了，父亲只是叹气，那时家里太穷，也再想不出其它办法，也就在这天上午十点多，我可怜的哥哥死在母亲怀里，当人要从母亲怀里拉开准备送在野外埋掉时，母亲已失声痛哭，死死抱住孩子不让人拉开，左邻右舍几个帮忙的人硬是搬开母亲的手，从怀里夺走，母亲如疯子一样跟在其后，才被人死死拉住……五爷是木匠，找来几块薄板板，钉了个匣匣，可怜的哥哥不到六岁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路，这是母亲第一次受到的精神打击。

　　事后，母亲对五爷很是不满，责怪他犟着捶打垒墙惹的事，五爷却反辩地说：“不是因墙惹的祸，是我们这里缺医少药太严重，我们也太穷了，孩子得了病，没钱没药没医生，等着让孩子的病好，不治能好吗?太岁在哪里?你见过它是啥样子?”母亲反驳说：“你还倒有理。”

　　1956年的腊月，生于1951年的第二个哥哥也突然得病而亡，这是母亲第二次受到精神打击。

　　那天，母亲打发他去供销社灌煤油，给了五毛钱，他打来一瓶煤油，一进门将煤油瓶和剩余的一毛钱放在桌子上，只说他头疼，爬上炕就睡着了，母亲只当是感冒了，掌灯时分叫醒他吃饭，他说头疼不想吃饭，母亲以为感冒，熬了点生姜葱花汤让他喝了，让出汗治感冒，但他继续又昏睡去了。到后半夜呼吸急促，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几声气就喘不上来，脖子根好像被人双手卡着似的，大家手忙脚乱给他抚刨胸部，但还是无济于事，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也就这么快。究竟什么病因?母亲至今回忆说，真不清楚，只说娃那天出去，路上可能碰上什么“泼神恶鬼”了(凶神野鬼的意思)。

　　1960年冬，我的一个姐姐因饥饿而亡。

　　母亲几次的精神打击使她患上了抑郁症和心脏病，1963年秋，我的弟弟诞生了。母亲怕弟弟再有个什么“闪失”，将弟弟整夜整夜往天明抱着，不离她的怀抱。二个月后，突然没有了奶水，母亲抱在怀里，整夜只是哭泣，说她的可怜娃没奶水会饿死的。天一亮，抱着孩子东家进，西家出，“求爷爷告奶奶”，让有孩子的母亲将她的奶水让点喂给她的孩子，有的人家一次、二次还行，但次数多了就拒之门外。只有安望有家的她姨姨不嫌弃，还主动来给孩子喂奶，真是个好人。好不容易熬到一岁，耳朵患上了疾病，没钱治疗，孩子整夜哭泣，母亲怕被人将孩子刁去似的，昼夜紧紧地抱着不离手，幸好有个社教工作组的女同志蒲春花知道了，她拿出工资在卫生院为我弟出钱治病;耳朵终于治好了，弟弟在艰难困苦中终熬过来，终于长大成人了，但落下了一只耳朵变小了的病痕。

　　母亲最怕孩子说头疼，因已有两个孩子因头疼而丧命，那时，小小年纪的我，常常听到母亲给别人的诉苦，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说她的孩子，说得次数多了，别人也不愿理她了。我懂得母亲的心思，因而即使感冒头疼也不会说我头疼，怕刺激到她。

　　1964年我的第一个妹妹出生了，可长到1967年，又是个临近年关的腊月二十几，突然患急性肺炎而亡，记得那天晚上，从镇卫生院请来一位大夫，姓雷，人们称他雷院长，院长说是急性肺炎，只打了一针庆大霉素而再就叫不来了，眼睁睁的看到妹妹又死在母亲怀里，而母亲已有七个多月的身孕了，悲痛欲绝之时，在大家的劝说下，又想到肚里还有个孩子，强打精神挺住。三天后，边往碗里淌泪边吃着半碗饭，好不容易挨到分娩，结果生下这个妹妹后，母亲患上了奶头之疮，一个中医大夫用了皂刺、三棱、莪术、红花等破血之药，攻破疮浓才疼愈，几乎疼得丧命。

　　1968年春天，我的第二个妹妹终于出生了，母亲怀孕期间遭到精神刺激，妹妹一出下来就疾病缠身，母亲视为命根子，与父亲商量买掉家中的粮食，宁愿全家挨饿，也要为妹妹治病，吸取原来的教训，孩子有病再没钱，也不能“眼瞅”着等病好，那就等于让孩子等死，妹妹一旦有病，尤其说头疼，即向左邻左舍、亲戚等借钱也要到城里为孩子看病，终于使妹妹存活下来。

　　母亲共生了九个孩子，还有一个刚生下来三天后因病而亡了，留下了我、弟弟、妹妹兄妹三个，每当谈起孩子的生死存亡，母亲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般情况下我不让母亲伤心，尽量避免谈起过去的事，刺激她的神经，让她活得爽快些，这也是我作儿子的一种“孝”行吧。

　　晚年的母亲

　　父亲去世后，虽有儿女，但母亲总感到有一种孤苦，儿女再好，总没有老伴的陪伴那种感受存在，有时话不投机，或喋喋唠叨，儿女嫌烦还会顶撞或者碰回去，甚至发脾气，耍态度，母亲也不计较儿女的过分，事后照样如故。

　　父亲去世了的那年，母亲才是五十三、四岁，体力还行，母亲为弟弟一家操持家务。那次，我回乡下，半夜起来去茅房解手，发现母亲一人在院里剥包谷皮，好大的一堆包谷，几亩地的包谷搬回来，母亲默默无怨地承担着剥皮、编辫(上架用)的任务。当时，从前院到茅房的后院，我只觉浑身透凉发冷，风从脖子、耳根感到如剃刀刮汗毛一样的强硬。毕竟已是草木凋零的季节了，秋风虽不像冬天那野兽般的吼叫，但已没遮拦的打着响亮的“唿哨”，后院的一棵老榆树叶挣扎着抖抖作响，感到是那么的凄凉。快到深秋了，周围一片寂静，月光在走动浮云的遮拦下，是那么的暗淡，母亲还在深夜里劳作。上完茅房，我只问了母亲一句“咋还不睡觉?”她说：“地里我干不成，家里能行。”我没多想，爬上炕头拉过被子仍蒙头大睡我的觉去了。

　　次日一大早，我一觉醒来，听见母亲在厨房与来的邻居说话声，啊!母亲一夜没睡，早上还想着为我们做早点，心头才有种说不上的一番滋味。

　　又是一年的秋天，我回家，刚进门，看见她戴一顶草帽，穿的脏兮兮的，正在院里拿连枷一下一下正打胡麻，当转过身发现我在她身旁时，忙放下手中的活，笑吟吟接过东西，并说：“今早喜鹊在咱门口柳树上欢叫，知道你今天要来了。”然后到厨房为我做饭。到了傍晚，她又举起连枷，当时我说：“放下，让弟弟和她媳妇干去”，她不高兴地说：“人家割回来也好的很，我帮他们干一点是一点。”到深夜我朦朦胧胧听见“啪啪”连枷连连的落地声，此时，我完全清醒了，啊!母亲已干了多半夜的活，再也睡不住了，一骨碌爬起来，赤脚跑到院里夺过母亲手里的连枷要干，母亲生气地说：“你工作多年了，你干不了，睡觉去，我身体还行，就是腰当年被那个坏家伙打伤，干一会腰就疼痛，但还行，干一会我就吃几粒筋骨痛的杜仲胶囊，还能坚持干完。”母亲执意要我睡觉去，我怎睡得着，拿起另一个连枷，坚持要干活，母亲这才说：“你干不了，不信了你试试，干一会你去睡吧。”

　　我的确干不了，举起连枷一下一下甩打了不到二十分钟，感到无力举起，腰也感觉有些酸困了，蹲地歇息，看到母亲不慌不忙地一下一下甩打，一瞬间，当母亲高高举起木连枷之时，明亮的月光之下，在地上映出一条细细长长的身影，啊，人说世上的母亲真伟大，母亲真慈祥，今晚才真正有这种感觉!我有这样一位母亲心里感到能不值得自豪吗?过了一会，陪不住母亲，月亮好像也疲了，也想要钻进周围的云里休息，再过了一会，一片片浮云真的聚扰在月亮身边，渐渐地月亮在云缝里疲困地挣扎着坚持奔走，但总是一会明、一会暗，甚至一会还会被厚云遮住，然而月亮总是感到它的什么任务没完成，总是要拼命朝前走的，穿过云的月亮把柔和和清澈的光辉洒满这片村庄、洒满我们这座祖先遗留下来的宅院，显得是那么的神秘、温馨，含情脉脉的一种魅力;当月亮被厚云遮盖住时，这座宅院又变得那么暗淡、孤独、寂寞无奈，幽怨和惨冷。使我在感情方面既得到满足，又是那么的让人伤感，刺痛人的一根根痛苦难忘的神经。凝望着惨淡的月，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词句，是啊，秋月总是要带着那无限的哀愁，孤单的、凝重的拼命的“生存”着。母亲的一生就象那在云层里挣扎的月亮，遭受了多么大的磨难。有谁知她心中的痛苦，有谁知她承受了多少精神上的折磨，除生活上的困苦凄惨外，尤其那儿女一个个夭折，谁能理解?恐怕我这个当儿子的也没想过母亲心里是那么的阵阵刺痛的感受，也没想过她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的凄惨，也没想过她怎么煎熬过来的?更没想过 遭受打击的一夜夜，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我扪心自问过几次?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仰望月亮的行踪，如母亲的一生，“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隐隐迢迢”。“流水落花春去也”，“渐霜风凄紧”，“叹苦事踪迹，泪洒沾衣和南河”。母亲的一生真是生生世世、夜夜朝朝、点点滴滴、酸酸楚楚，风雨折腾，只似今宵，再用一个：怎一个“愁”字了得啊。

　　弟弟的媳妇生了四个孩子(一个七、八个月流产，一个刚生下身亡，两个已长大成人)，都是母亲伺侯“月婆子”，洗衣做饭，端屎倒尿，就连生孩子时的血裤子，母亲也不嫌弃一遍遍浆洗干净，无怨言、默不作声地完成她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我帮弟弟买了一台大型榨油机，在临街面的铺子营业，每当逢集，排队榨油的人多，母亲总是笑吟吟地拿着水烟锅，端着茶杯送到顾客的手里，村寨的乡下人到镇子上赶集，总是背着胡麻、菜籽到我家来榨油，“哪里有个王妈妈、王婶婶太闲事(殷勤、态度好)了，总有种象亲戚的感觉”，所以曾一段时间我家榨油的生意红火。

　　母亲在乡下，也是乡亲们称为的一位“老娘婆”，母亲的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位军医，尤其擅长中医，母亲从小耳染目濡受到熏陶三年之多，母亲常常被周围的乡亲们请去“接生”，母亲一生在当地不知接生了多少婴儿，她也说不清。在当时农村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仅义务当起“接生婆”，而且对刚生下的婴儿或幼儿治疗上有一些土方经验，采用的单方、偏方、验方等基本上还有一些效果，曾救过好多患儿的生命。比如患儿的肚胀疼痛、啼哭不止，就用“油捻子”煽打，有马牙的，有脐风的、或呼吸气管上有毛病的等就用几片生姜从额头上的穴位一下一下“压”，或用艾灸，或用几样单方、偏方的中药在茶罐里煮服，说也奇怪，母亲的这样的土办法，患儿的病也就好了。一次，我发现母亲给一个患儿治病，这个患儿已半岁多了，三、四天子肚胀如小鼓，孩子哭叫厉害，孩子家长送在卫生院，在额头上扎针挂液体，二、三天过去了，肚胀仍不减轻，家长急得团团转，准备送进城。有人提醒让我母试试，那天，孩子抱来我家，母亲责怪家长这么小的孩子敢在额头上扎针输液，然后让家长将孩子平放在炕上仰躺，肚脐上铺了二张黄膘纸，用麻纸搓成了一个个小棒棒，点燃了一盏清油灯，先用清油灯在孩子肚子上绕了几圈，然后将一些小纸棒棒丢在清油灯里浸油，一会夹出一根点燃，对着黄膘纸在孩子的小肚脐周围，猛然一口口吹火，就这样一根根“油捻子”从清油灯里夹出点燃吹火，用母亲的话说：“这是油捻子打。”操作完了，母亲让孩子家长从中药铺买了几样中药，用茶罐煮了灌给孩子喝……谁知第二天一早孩子家长喜滋滋地来我家给母亲报喜，说是孩子昨夜睡了个乖，肚子也不胀痛叫唤了，母亲让他们抱来再作一次“巩固”治疗。每当我回乡下，哪家人一碰见我，让我在他家坐坐、吃吃饭，并深有感触地说：“我家孩子的命是你妈救的。”

　　那年秋天，我又回家，大门口拴着一头毛驴，一进门才知是一个村里人来接母亲去给孩子治病，母亲手里拿一根细麻线绳，准备要走，并说：“我顾不上给你做饭了，深沟里(距镇上十多华里)的人让我去看看孩子，明天就回来了。”我知道，母亲常常出去时拿一根自制的麻线细绳，并不长，结成一个双线圈，小小的孩子只会哭，家长不知是什么地方疼痛，母亲先在患儿额头上用细麻绳如翻绞绞轻轻磨擦，然后在额头上辨别是什么颜色，根据颜色再确定在什么部位、什么病，采用什么土办法再治，所以周围的乡亲称我母亲为“麻线婆婆”。那次我回家，两天之后，已夕阳西下了，那家人牵着毛驴驼着母亲才送回来。

　　我曾对母亲开玩笑说：“你能的很(当地土话，意思是有本事)，你生的几个孩子才成活了三个。”母亲不高兴地说：“没钱没药的时代，我又不是神仙。”的确，改革开放后(具体说80年代初)，有了条件，母亲才渐渐施展她的一点儿土本事。

　　母亲的确懂一些中药的药性。有个5岁多的小孩口里一直流涎水，服了好多药，没起作用，便引到我家，母亲给孩子家长说：“在药铺买一点吴茱萸在石臼上捣成碎沫，用一点酒拌和，贴在小孩两只脚底下的涌泉穴位上，用纱布包紧固定，每晚睡前贴包，次日早上取掉，连续贴上四、五个晚上即愈。”那家人用此偏方，几天后果真有效。我曾问，吴茱萸究竟是什么药性?能治小孩流涎水，母亲说吴茱萸属于一种祛寒药，有散寒疏肝降逆的功效，如要配生姜、人参、大枣有调和小儿肝胃的目的，如要配木香、茴香、川楝子能导气汤，治小儿寒疝的疼痛。再如：谁家的孩子咳嗽不止，母亲就用另一个单方、偏方治疗，一次我看到用的药是知母、贝母、灯花、甘草、桔梗等几样中药，还根据肺寒、肺热或兼寒兼热变换单方，她说根据病情可应用“轻宣润燥”或“甘寒滋润”法。再比如谁家的婴儿、幼儿有“马牙病”(恶邪入内)，孩子只哭，不吃奶、咬奶头等症状，母亲就用“出风”的一种办法，先用生姜压或艾灸疗法后，就用荆介、薄荷、蝉蛻、灯心、川芎、钩丁、曼荆子、甘草等，再用一个蝎子，将蝎子用小勺勺在火上焙干放在小酒杯，用筷子头捣碎，用以上几样煎熬的药水一起喝了，这种患儿的病状就好的。母亲给患儿用药剂量极少极少，只有甘草比其它药多一点，用喝茶的茶罐罐煮熬。母亲说甘草既能调和诸药、又有解毒之功效。每当母亲给人家接生后，先用茶罐熬一点甘草水，灌给婴儿，说是甘草能清理小儿肠胃里不干净的东西，又能解毒，还能当暂时的奶水。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一种感情的交流，感情的相互投放，感情的相互对换，后来不知啥原因，母亲与弟媳妇有种说不上的纠葛，话不投机，母亲有时感到很委屈，觉得家里没少干活，并不是白吃闲饭的，为何?……90年代后期，我下决心将母亲接进城里与我们生活，摆脱母亲那种尷尬的境地。

　　乡下人进城，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什么都感到稀奇，我曾陪同母亲逛市场、商店，夏夜还陪母亲到广场中心看热闹、看节目表演，节假日又陪母亲到麦积山、仙人崖、石门等景点，又坐上火车上了一趟兰州，了却了母亲没坐过火车的心愿。母亲受了一辈子罪，尽量能让她开心，忘掉过去的一切。

　　每当下班母亲已为我们做好了饭，自己先不吃，一直等我们回来，让我们先吃完，她才吃，母亲是挨过饿的人，一点也不让我们浪费，剩下的饭菜甚至一、二天了，我们准备倒掉，母亲却舍不得自己吃了，掉在地上的馍渣、面条或是米饭，母亲拾着自己吃了。我说：“太不卫生，吃上会得病的。”母亲很不高兴地说：“卫生，1960年谁讲过卫生?只要是吃的，掉在茅坑里的也得吃。”她总改不掉那么点习惯，吃完饭了还要舔碗，当着妻子或家里来了朋友的面弄得我很难堪，很尴尬。有些蔬菜放的时间长了烂了，母亲也要拣着做成饭，时间一长我妻子渐渐看不惯了，一句“死乡里人”成为口头禅。妻子由看不惯到反感，母亲做得饭她不吃了，甚至跑到娘家吃去了，母亲做得饭只好成了我的“专利品”，每当中午下班，母亲做好饭，不动一筷等我，有时下班后加班，来迟母亲也不吃一直等我。母亲拖了地，妻子说没拖干净，妻子又拖地去了，甚至说要让母亲静静在那间房子坐着等待拖得地晾干了，才能出来。甚至说母亲说话多了，影响了她的看电视，母亲蹑手蹑脚走进她的房子独自睡去。我和妻子常常发生吵嘴“战争”，母亲说，看着你们吵架我实在呆不下去了，吵着让我将她送回乡下去，自己要租房另起锅灶，我那能忍心哩。于是，我为母亲在城里租了一间平房，买了一张床，母亲架起蜂窝煤炉子，我常常到母亲那儿吃饭，说说话，陪陪母亲的孤独，心里要说多难受有多难受。还好，这家房主待母亲挺好，母亲也为几家的幼儿用偏方治好了病，一传十，母亲还能被人请去“作客”。

　　2009年我与妻子筹钱又买了一套楼房，母亲这才搬进我那单位的住房，可怜的母亲还是独自生活着已到现在，深感自己的孤独。我当儿子的又能怎样呢?无可奈何呵，就这样过吧。

　　尾声

　　一切因缘而起，一切因缘而生。我有时常常而想，为什么我能成为母亲的儿子?母亲为什么能生下我这个儿子?孰可笑孰不笑，真是想的荒唐、幼稚、天真，但又一想，这可能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孽”吧。

　　母亲的苦难，按佛家所说，那是一种“业”，或者说是一种“孽”。正因为这种“业”和“孽”，但在母亲心中有种“微妙”的“微笑”，尽管受尽人间苦难，然而母亲相信只要人忍受“苦”，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好事、善事”，这是“清孽”，是上辈子没做好事，欠下的“孽债在偿还”。这一辈不行，还有下一辈子就好了。“善行有心，罪灭沙河”。所以她常常说让我不要残杀动物，不要哄骗人，见人有难就要去帮，能帮多少是多少。记得70年代中期，那还是生产队的时候，我家的口粮一年只能吃半年，因而精打细算用粮，甚至穿衣、油盐酱醋有时还要卖掉一点粮食来换取。我家常常是野菜加一锅子包谷面加洋芋片片，或野菜加洋芋包谷大疙瘩拌汤，紧巴巴的推天度日。那时农民普遍还没解决温饱，讨饭的很多，只要有讨饭的来登上我家门槛，母亲毫不犹豫的送多半碗面，甚至我家正吃饭，母亲便叫进来，一同与我们吃。那年夏天我家正吃午饭，来了一个叫化子，母亲为她舀了一碗，那叫化子三下五除二吞吃了，我看到锅里的洋芋拌汤少了，我边吃边看锅里的，生怕母亲再给那叫化子舀给，果真母亲给叫化子舀给了，我气愤地骂她：“他已经吃了一碗，还要舀，我吃啥?”母亲说：“我的一份你吃去，我不吃了。”那时我年轻，只是个少年，果真将母亲的一份气恨恨地吃了，不懂事理的我，管它三七二十一，只要我吃饱就行，吃完我爬在炕上午休去了，侧身“眯眼”看见母亲从酸菜缸里捞出苦苣菜洒了些盐充饥了，我狠狠地骂道：“活该。”母亲只看了一眼我，没理我，便端起碗狼吞虎咽自顾自只吃她的。母亲、父亲、叫化子三人便聊起天来，那叫化子说他们村的粮食也不够吃，有一半人出去讨饭了，还说农民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除交公购粮外，还有生产队、公社留的储备粮、战备粮、激动粮等等，剩下的分给农民根本不够吃，生产队的仓库经常有粮食，不知是啥原因，就是不放粮让大家吃。父亲说，我们镇子上也与你们乡寨里人一样。那个叫化子聊了一会，临走时觉得不好意思，要将那讨来的一、二斤面留给我家一斤，并说“这是我踏了百家门才讨要了这点，没多的，只给你家留一斤。”被我父母拒绝，母亲说：“这个年代，都一样，我让你吃饭，并不是来换你讨要来的面，那就成了啥话了。”那叫化子千恩万谢走了。事隔十多年后，父亲忽然去世，曾经的那个叫化子不知怎么知道的消息，用手扶拖拉机拉来了半口袋面粉(足有100多斤)，让我家办丧事蒸馍用，还说：“自农村政策变了，家里好起来，在村头安了面粉机器，加工面粉挣钱，粮食可多了。”他将两个儿子也带来了，说是给我们帮忙办丧事。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句啥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常言之理。

　　我将母亲接进城，闲时陪母亲上大街，我给的零花钱，她一元一元散给那些街上的叫化子，尤其老者叫化子，我责怪母亲说：“有些叫化子是假的，成为一种职业。”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他，我是我，他哄人，我行我的善，各走其道。”呵，她还总有理。每当看到街上有拿重行李的，母亲赶快催我去帮。一次，母亲打发我去帮一个妇女，那妇女提着重行李去火车站，我却让那妇女呵斥了一句：“滚开，流氓!”气得我瞪了一眼母亲，狠狠将母亲收拾了一顿。还有一次一个农民拉了一架子车东西，正吃力地往上坡陡路上拉，母亲看见赶快催我帮他，我迟缓了一点，母亲生气了，“你还是个读书人，把书读到头里面去了!”什么意思?不懂其意?反正帮那人就是了，等帮那人拉上来陡路后，母亲又要我去问那人往那里拉，要我多帮着送一程，我一下生气了：“我是陪你转街的，不是帮人的，我工作很忙，陪你转街不错了，以后我再也不陪你出来了。”母亲“嗨”了一声，坐在旁边的路台阶上，转过身子不理我了。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的那根拐杖，看着她那被寒冬的朔风吹起飘逸的银发，看着那被夕阳斜照下的一条矮瘦的身影，我想，为什么啊!母亲，难道你就是这样一位我的老母亲吗?

　　母亲一生还做过三次手术，70年代中期，在乡下卫生院做过阑尾炎，2012年2月因胆结石剧烈疼痛，在天水市第一医院做了胆结石手术，5年后的2016年5月88岁的她又做了泌尿系统的手术。母亲风趣地在住院部病床上说：“麻药一过，眼一睁，哎，我还活着，没死。”惹得我与妹妹笑了。母亲还说“只要我能动就好，不要给你们添负担，不要托累你们我就高兴。”母亲还着想着我们，这也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故事还没写完，还有很多很多，但一时想不起来了，为此就此搁笔，赋一拙诗为结束语而已。

　　一 、 老母住院

　　丙申年（2016）5月28日母亲住院于手术前

　　老母八八疾病缠， 一查又要做术煎。

　　行善救幼本应果， 缘何还要挨刀悬?

　　二 母亲推进手术室

　　母亲推进手术室，家属心里不平静，在室外等侯

　　风雨坎柯命苦凄， 儿女九生三活携。

　　咽菜吃糠渡难日， 遍野寻食泪纷棲。

　　老天折煞六孩短， 缘何作对几回啼?

　　生来九死挨三刀， 银发十叹岁月梯。

　　2016年5月30日完稿

　　作者简介：

　　王钰（笔名：覆盆子），甘肃天水市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供职于甘肃天水监狱。

　　近年，出版文集《笔走大墙内外》、长篇纪实小说《25号监舍》、中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岁月》、发表中篇小说《九花》，主编《神农山与神农文化》，发表论文《青少年纹身初探》、《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矫治对策》、《伏羲、人类监狱发展史的肇启者》等十多篇，论文代表作《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砖雕图小考》、《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教育改造罪犯尝試》、《以儒释道的思想精华教育改造罪犯“道德观”》分别被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天水市社科联等评为“金剑文化工程”优秀文章二等奖和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部颁发银盘一个,10多家社科单位收编《文库》、《丛书》。

　　其散文代表作《祭父》、《祭灶》、《难忘的龙南》等分别发表在《散文世界》，《东方散文》、《中华散文竞赛大观第三卷》中，并获得中国散文大赛优秀奖。

　　现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作家协会、天水市作协会员等。天水杜甫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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