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出身名门，天赋文才，不仅在文学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还与因与文史大家钱钟书的美好婚姻而备受艳羡。钱钟书生前曾称其“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名门闺秀：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都白活

　　杨绛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绛排行老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最贤的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钱钟书和杨绛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才的女：与钱钟书“势均力敌”的大家

　　才女杨绛

　　难得的是，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止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杨绛和钱钟书，有着世间罕有的“势均力敌”的爱情。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又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洗澡》

　　本书是杨绛一部描写解放后知识份子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书。主要描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即三反运动，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杨绛女士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外貌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书情节生动，文笔简练，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真实的思想壮志。本书语言简洁、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是一本了解解放后知识份子的思想感情读物。《洗澡》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以是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本书第一部写新中国不拘一格收罗的人才，人物一一出场。第二部写这些人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写运动中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现。“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

　　干校六记

　　“六记”的首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的别离之情，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1969 年11 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已在一个月前自杀。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杨绛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第二记是“凿井记劳”。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又参与掘井的工作，产生了“合群感”，从而有“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要脸的马屁精”、“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摆足了首长架子的领导”，是“他们”;“我们”则包括各派别、受“我们”看管的人。这种阶级感情，不是基于各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但在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又变成了“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种对农民的轻轻讽刺，当然是在文革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宣之于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