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

　　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

　　《斐多》

　　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

　　牛棚岁月：我们老夫妇经常可在菜园相会

　　相依为命的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报告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杨绛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她时脸上还是静静的。她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杨绛回京的有谁、有谁。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杨绛陪丈夫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难道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壮”吗?她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她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这份材料在作祟!

　　杨绛想起这事仍然心上不服。过一天钱钟书到菜园来，杨绛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说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杨绛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据说周恩来调钱钟书回京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干校受折磨而死。

　　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

　　打扫现场：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我们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