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贿”与瓷器：送官员说值500万 纪委查就说值5000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 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