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民族、各政治派别在国难当头之际，形成了一种共识，共同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来，这一潮流进而促使每个人都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我国西北著名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邓宝珊将军一心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救国救民的斗争。他曾经作为于右任、胡景翼、冯玉祥的部属转战于西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但他厌恶军阀混战，两次脱离军阀勾心斗角的漩涡而蛰居于上海的租界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他复出政坛。起先，担任陕甘军事部门的领导工作。1935年，被任命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努力。对于中共的呼吁，他深表认同。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赞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义举。他应处境艰难的张、杨的邀请，前往西安相商善后之策。在与张杨会面后，他又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给杨以“出国考察”的名义，令其出国的建议，为蒋所接受。随后，他又亲自去上海送杨虎城将军登船出国。邓将军抗日爱国的殷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把驻扎甘肃的一六五师和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委任邓宝珊将军为军团长，驻防于榆林。邓将军认为这是走上抗日前线的良机，乃欣然应允赴任。他只带了参谋长俞方皋和译电员，就由兰州经西安乘飞机去榆林赴任了。　

　　邓宝珊将军作为二十一军团的军团长，本来只是其管辖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上他对所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里是第八十六师的驻地，其师长是高双成。高双成出身于行伍，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很讲信义。因邓为西北国民革命的元老，在军政界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他对邓将军十分仰慕，遇有军政大事都很尊重邓将军的意见。抗日名将马占山来到榆林时，他们更是英雄相惜，义结金兰。有了这层关系，邓将军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他团结当地所有的军事力量，形成了陕北与内蒙、山西交界地的整体防线，使榆林地区的军事形势空前地稳定起来。

　　当时的中国，全国上下都处在伟大的、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之中。因之，在诸多工作任务之中，邓将军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抗日斗争和国共合作两件大事。抗日斗争是整个国家、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国共合作又是抗日斗争胜败的关键，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将军到达榆林之后，首先就用很大的力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邓将军与共产党早在1924年就开始接受了李大钊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思想影响。他于1926年在乾县驻地开办军官教导队时，就聘请邓希贤(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他与共产党人汪峰、刘伯坚、刘仲华、葛霁云、聂荣臻等或秘密掩护、或公开合作，有时甚至对自己并不认识的共产党人也尽力给与援助。例如，他听说有一位中共领导人因缺乏费用要卖掉大衣时，立即让知情人把钱送去(事后得知，这位领导人竟是周恩来)。1927年刘伯承在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党命其速到武汉，共谋军事大计，但他到西安后川资告罄，乃求助于一位仅有一面之交的于姓友人。这位友人很热诚，但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提出向邓宝珊将军借钱的建议。邓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命其秘书长葛霁云给从未谋面的刘伯承送去600银元。所以，邓将军与中共有着渊源深长的友谊。

　　他在前往榆林的时候，就考虑了与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合作问题，并主动地派自己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汤昭武同志(事实上邓将军已经知道汤是共产党员)去延安进行联系。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先后接见了他。毛泽东对汤昭武说：邓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将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好是没有问题的。你转告邓先生，有什么需要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帮助。他并嘱咐汤不用再回兰州，直接去榆林尽快向邓先生转告中共欢迎邓将军到榆林合作抗日之意。

　　为了更好地沟通与合作，邓宝珊将军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派出生于绥德、时任八十六师参议的开明士绅刘绍亭为办事处主任。后来，刘绍亭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两边的联系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