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家庭的往事

苟录成，又名苟尚仁，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陇南工委书记董邦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是党领导下的陇南游击总队负责人之一。1913年农历九月生于甘谷县新兴镇苟家庄，1939的农历十月父亲苟录成、三叔父苟胜家(又名苟尚礼)和他的战友惨遭杀害，时年27岁。父亲和三叔父牺牲后，全家在痛不欲生的苦难中如临深渊。从此，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为了使九泉之下的父亲得以慰藉，实现冥冥中的心愿，在我上中学时誓立父志，继续革命。1949年9月参加解放军，两次入朝作战，1958年3月回国，上世纪60年代中期转业到兰州工作，1994年离休。在这漫长的岁月，对父亲思念和追忆的思绪，仅能凭借一张珍藏了五十多年的陈旧发黄的照片以仰父容。
　　离休后，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整理悼念资料，遍访在世的见证老人，借阅、复印、摘抄《甘谷县党史资料》、《甘谷县文史资料》、《甘谷县志》等与父辈和他战友生前革命斗争活动相关的点滴事迹……
登高一呼 开办学校
　　1937年，正值日寇侵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际，然而，中国的许多地方依然处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他们践踏人类尊严，残酷剥削，搜刮民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思想进步，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人民觉悟，必须要有文化知识。当时家乡几个村庄只有一个富家子弟能上起学的私塾，穷人的孩子只能在荒芜的山野乡村中虚度时光。父亲联络进步人士苟天枢一道奔走疾呼：“有钱的捐钱，有力的捐力，有物的捐物”。经家乡人的共同努力，在“慈光寺”创办了“慈光小学”，是甘谷县较早的一所学校。为提高本地人文化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甘谷县渭河北有一条浇灌上万亩耕地的生命渠——渭济渠，渠道因年久失修，旱灾连年，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官吏对人民的疾苦漠然置之。迫于群情激愤，于1937年秋规划扩建修渠。但规划渠道要占用乡长一点耕地，利欲熏心的乡长私自变更规划，“要从苟家庄四五十户宅院通过”在群众利害攸关的非常时刻，铁肩担道义的父亲，与滥施淫威的乡长据理力争，坚决斗争，使乡长的图谋未能得逞，保护了乡亲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此，乡长恼羞成怒，多次指使手下借故围攻殴打父亲，大肆宣称我父亲“私通八路，勾结共匪”，进行残酷迫害。
不堪饥饿 发动罢工
　　1938年夏，国民党地方反动政府不顾贫穷百姓生活，强迫抓人，昼夜修筑元龙云堤，使不堪重负的人民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官吏对仅能维系民工生命的伙食还大肆贪污，使很多民工在饥饿中倒下。国民党政府爪牙视生命如草芥，如果民工偷懒就拳脚相加。父亲再也忍受不了反动强权的凌辱，与其叔父苟国权等人发动罢工。当地政府对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民工不但不安抚，反而血腥镇压，民工四散逃命。乡长、保长以我父领导民工叛乱为罪名到处追捕，苟国权、苟德权被捕坐牢，后经营救才出狱。
组织武装 投身革命
　　1938年后，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人民残酷压榨，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频繁拉夫支差，逼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面对专横跋扈的反动派，父亲想，与其生不如死，不如带头反抗，争取生的希望。乡长视父亲为眼中钉、肉中刺，以“勾结共匪，反对政府”的罪名给县长频频报告，还带着特务三天两头搜捕。已走投无路的父亲，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毅然决定将全家赖以生存的田产卖掉，购置武器，组织武装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
　　1939年春，父亲率领其二弟苟引引(又名苟尚义)、三弟苟胜家、五叔父苟国权和马石想、马姑转、王森林、王宪林、王霸娃、丁三娃等人携十一支枪找到中共陇南临时工委书记董邦同志。经组织考验和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宗旨教育学习，父亲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能坚定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父亲成为中共陇南游击总队负责人之一，与甘谷、武山、礼县一带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做艰苦卓绝的斗争。
　　是年农历10月28日，蒙混在我地下党组织革命阵营里的败类尹世雄等人，以执行紧急任务诱骗父亲、三叔父和丁谷焕等人，将其杀害。
　　父亲和三叔父英年被害，使全家顷刻陷入苦海中。冷酷的乡长更加剧了对我家人的迫害。爷爷饮恨泣血，将牺牲的两儿殓棺停放在家里一年、且天真地与当时的当政者打官司，反遭关押几年。此时，魔鬼黑手已伸向二叔父苟引引，乡长以“勾结共匪，企图造反”之“罪名”，在1941年将我二叔父残酷杀害。
　　但他们仍不罢休，逼得我们一家人背井离乡到山区韩家墩居住。四叔父苟元禄(又名苟尚智)目睹三个哥哥被害，在家乡又无立足之地，欲哭无泪，心中只有燃烧起愤怒的火焰和暗流般滚动的悲伤。
　　四叔父义无反顾地在武山加入中共陇右地下党组织，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1949年为迎接解放，在给党组织筹集经费的途中被捕遇害。

　
仰望朱圉山 俯视渭河水
　　父亲兄弟四人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前仆后继，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1962年，党和政府为照顾现役军人家属，将我家从韩家墩迁回已阔别二十年的家乡苟家庄。1965年在极“左”思潮及受父辈冤屈的阴影下，再次被逼迁回山区韩家墩。这次迁出，我可怜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已无力建造能遮风挡雨的房屋，一家老小栖身在一眼土窑洞里。1993年，甘谷县委、县政府、新兴镇党委为落实父辈政策又将我家迁回原籍苟家庄。对此，我衷心地道一声感谢。
　　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的仇恨如同潮水在胸中汹涌起伏，一想到父辈和他的战友，一种触动隐衷的绞痛常催我泪下，炽热的怀念，像黄河的浪涛涌上心头。
  父亲，你在走革命道路临出发前抱我、吻我、哄我说话了吗？父亲，你把铁骨铮铮的话讲给了董邦叔叔，讲给了党：“我也是来找共产党的，要求你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父亲啊！叔父啊！我们兄弟姐妹从襁褓中离开你们的翅膀，在孤苦中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当听到别人的孩子叫“爸爸”时，我驻足伫立，我多么想叫一声爸爸啊！每当你的孙子问起我怎么没有爷爷时，我以难以言状的泪水回答;每当和你们的孙子团圆时，斩不断的思念又把我带回到遥远的年代苦难的日子。
　　父亲、叔父、战友，五十多年后，在党和政府及董邦叔叔的关怀下，洗冤正名，其光辉业绩载入史册。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我们的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