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渊（天水人）家族归降与宋蒙（元）东川战局

2017-11-24 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浏览量：

　　杨大渊家族归降与宋蒙（元）东川战局

　　蔡东洲刘菊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充，637009)

　　摘要：杨氏兄弟原本为南宋四川战区的高级将领，帐前都统杨大全在叙州抗蒙中战死，金州都统杨大渊转战川北，修筑运山城，镇守大获城，却在蒙哥围攻大获城时带领其弟大楫，子文粲，侄文仲、文安等归降蒙古，成为最早归降蒙古的宋军大将之一。杨大渊和杨文安是蒙古“据夔取蜀”战略的提出者和实施者，他们招降张大悦、李吉、蔡邦光等宋军将领，修筑虎啸城、蟠龙城等堡垒，攻略巴州、渠州、达州、开州、万州等要地，成为蒙(元)在东川战场的重要力量，既改变了蒙(元)东川战局，又配合了元军攻打襄樊，进而影响到宋蒙(元)战争的全局。

　　关键词：杨大渊;杨文安;杨氏家族;东川战局;宋蒙战争

　　中图分类号：K245.05

　　The Surrender of Yang Dayuan Family and the Song-mongolian War Situation in the eastern Sichuan

　　CAI Dong-zhou，LIU Ju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Nan Chong,637009,China)

　　Abstract:The brothers of the Yang family had been originally advanced general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war zone of Sichuan. After Yang Daquan,the governor frontier area, dying in the anti-Mongolia battle in Xuzhou, Yang Dayuan, the governor frontier area of Jinzhou, turned to fight in the northern Sichuan,constructing Yunshan ancient city and guarding the ancient city of Dahuo. But he, when Möngke Khan beleaguered the ancient city of Dahuo, leaded his younger brother,Yang Daji, his son, Yang Wencan, his nephews, Yang Wenzhong and Yang Wenan and others, to surrender to the ancient Mongolian army and became one of the earliest surrendered enemy generals from the Southern Song army.As presenters and executors of the tactic of “Occupy Kuizhou to Seize the control of Sichuan ”, Yang Dayuan and Yang Wenan turned into an important force of the ancient Mongolian army (Yuan Dynasty)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ttlefield by summoning Zhang Dayue, Li Ji, Cai Bangguang and other general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surrender, building fortresses, such as the ancient cities of Huxiao and Panlong and capturing Bazhou, Quzhou, Dazhou, Kaizhou, Wanzhou and other strategic places. These did not only change the war situation of the eastern Sichuan, but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army of Yuan Dynasty to attack Xiangfan, and thus influenced the whole situation of Song-mongolian war.

　　Key words:Yang Dayuan; Yang Wenan; the Yang Family; the War Situation of the eastern Sichuan; Song-mongolian war;

　　宋蒙(元)战争爆发后，在不同时期、不同战区都有南宋将领投靠蒙(元)的现象。这些南宋将领受到蒙(元)的重用而成为攻宋的先锋或中坚，从而影响着宋蒙(元)战争的进程。近年来，学术界对南宋降将问题已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刘整、吕文焕、夏贵的研究上。①对于蒙哥时代南宋降将代表杨大渊仅仅作为众多降将中的一个例子顺带提及而已，尚未进行过专题论述。

　　在杨氏家族中杨大全、杨大渊、杨大楫三兄弟为第一代;杨大全之子杨文仲、杨文安，杨大渊之子杨文粲为第二代;杨文仲之子杨应之，杨文安之子杨艮之为第三代。杨大渊带领家族投降蒙古后，为蒙(元)攻宋献计献策、招降纳叛、建据要塞、攻城略地，对宋蒙(元)东川战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为宋守土

　　据《元史》载：“杨大渊，天水人也。与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1]卷161,3777兄弟三人都效忠于南宋。根据相关历史文献透露出来的信息，他们应该都是从蜀口退守巴蜀内地的将领，且受宋朝的重用。

　　杨大全原为驻守仙人关(今甘肃省徽县东南)名将曹友闻麾下的统制。端平三年(1236)秋，参与曹友闻抵抗阔端大军攻宋的鸡冠隘之战。“友闻遣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2]卷449,13236，但此役失败，曹友闻战死，未能阻挡住蒙军的深入。杨大全撤到内地后升为都统，负责叙州(今四川宜宾)的防御。淳祐二年(1242)十二月，蒙将按竺迩攻掠遂宁府、泸州、叙州、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杨大全在叙州奋起抵抗，最终战死。《宋史》载：

　　癸亥，大元兵连攻叙州，帐前都统杨大全等水陆并进，自卯至午战十数合，殁于行伍。昭赠武节大夫、眉州防御使，官其二子承节郎。[2]卷42,824-825

　　所官二子，即杨文仲和杨文安，兄弟俩在其父牺牲后便投靠杨大渊。亦有仅官其长子之载：“杨文安，大渊兄子。父大全，守叙州，元兵入蜀，大全战死，赠眉州防御使，谥愍忠，官其长子文仲。文安方二岁，依大渊于阆州。”[3]卷35此时杨大渊亦为都统，负责阆州(今四川阆中)的防御。

　　杨大渊是负责嘉陵江中游防御的大将。投降蒙古前的主要功劳有三：

　　一是修筑蓬州运山城(今四川省蓬安县河舒镇境内)。运山城为巴蜀山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山城，系所谓“八柱”之一②。杨大渊修筑运山城并不为当今研究者所知，新近我们在运山城调查中得知原西门石壁碑刻，即光绪《蓬州志》所谓《蓬州移治碑》，碑文翔实地记载了杨大渊主持修筑运山城的具体过程。而今虽碑刻已毁，但尚可从正德《蓬州志》见到其文[4]卷7。

　　淳祐五年乙巳三月，奉大閫来守蓬。越明年夏，拜宸命。特该维兹山城，制置大使尚书余公躬履相视，经始创建。大渊视事之初，慨郡治弗称，于是拓公宇，建丽谯，区别民居，分画市井，增筑城壁，凿开四水池。自东至南门，西至北门，宏创敌楼，辅以更楼，凡五十余座。明年筑大蓬坎之基，三敌楼雄架其上。又明年，改辟东门，悬峭千尺，环城壮势具矣。载念文事当修，亟起郡学，立孔庙。寺观、神祠，咸鼎新之。是役也，皆本郡人上下一力，毫发靡劳于民。期无负任使责成之意，因纪顛末以诏无穷。淳祐十一年七月杨大渊书。

　　另据嘉靖《四川总志》记载，杨大渊“慈惠有谋略，徙城保障之功为多。以蓬州知州擢利州东路马步军副总管”[5]卷7。这在原碑署名中得到了证实，光绪《蓬州志》编修者抄录碑文署为“淳祐十一年辛亥□□□东路马步军副总管知蓬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节制屯戍军马兼制□杨大渊书”。

　　淳祐五年(1245)三月，杨大渊奉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之命，修筑蓬州运山城，并移州治于其上。此前运山城应该已有草创，杨大渊以其设施简陋，遂增筑公宇、民居、城壁、水池、敌楼、郡学、庙宇等防御、生活、教育设施。到十一年(1251)，山城建设完工，故刻石为记。可能到宝祐二年(1254)运山城主将才替换成张大悦。据现存于运山城东门附近石刻，“宝祐甲寅秋八月今制使西清蒲公檄三泉张侯大悦摄蓬郡”。如此，杨大渊镇守蓬州有八九年之久。

　　二是参与收复川西、川北失地。宝祐年间，宋廷企图收复川北失地，命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出兵收复利州(今四川广元)。宋军收复了剑、阆之间的多座寨堡，尤其是收复苦竹寨(四川剑阁县剑门镇双族村)，进军至利州之宝峰山，虽然因“粮运不继”而退兵，但宋廷仍然褒奖了各参战部队，其中便有杨大渊。五年五月辛已，以收复剑门垒，“赏蒲择之官两转，朱禩孙、蒲黼、杨大渊、韩勇各官四转”[2]卷44,860。六年(1258)春，宋廷又命蒲择之收复成都。当时在巴蜀的蒙军主要有三支：阿答胡驻守成都，纽璘试探攻夔州，汪德臣驻守利。四川宣抚制置使蒲择之“命杨大渊等守剑门及灵泉山，自将四川兵取成都”。杨大渊的任务是扼守遂宁灵泉山(今四川遂宁船山区境内)，与段元鉴、刘整共同防止东川蒙军渡涪江增援成都。但是杨大渊等并没有实现这一战略意图。蒙军“大破宋军于灵泉山，乘胜追擒韩勇，斩之，蒲择之兵溃”[1]卷129,3144。

　　三是镇守阆州大获城(今四川苍溪县王渡乡境内)。大获城亦为“八柱”之一。宝祐二年(1254)，朝廷任命杨大渊为阆州守将，镇守大获城。宋廷最初欲任命韩宣为阆州主将，但“韩宣以城筑未就，不欲往阆州。清叟亦有奏令，且了城筑，今且命杨大渊，则专任杨大渊，不可二三其说。”[6]卷241由于近臣徐清叟的奏陈，杨大渊得以专任。据顾祖禹的描述：

　　大获城，在县东大获山上。因石岩为之，中通四门，周十里。宋绍定中，都统孙臣、王坚所筑，后安抚杨大渊亦尝于此聚兵。淳祐三年，兵乱。制置使余玠增修此城为阆州治，而以苍溪县为倚郭。[7]卷68,446

　　据此，大获城的修筑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理宗绍定年间，即宋蒙冲突初，负责这项工程的是都统孙臣和王坚。孙臣，事迹不详。王坚，即后来镇守钓鱼城的宋军主将。这时的大获城只是作为阻挡蒙军沿嘉陵江南下的军事堡垒。第二阶段是理宗淳祐、宝祐年间，即宋蒙全面开战时，不仅是金州都统司内迁的驻屯地，还是阆州和苍溪县的治所，负责人便是利东路安抚使、金州都统、知阆州杨大渊。这时的大获城在南宋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异常重要，在利州已成为蒙古进攻巴蜀的大本营的形势下，大获城成为抵挡蒙军由川北南下东川的重要关隘。时任四川制置使余玠正是如此看待的，不仅将阆州军政机构迁至大获城内，而且“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2]卷416,12470。

　　二、降蒙献策

　　宝祐年间，蒙哥称汗，大举进攻南宋。“蒙古主进次六盘，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陇州趋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趋米仓，万户孛里叉由潼关趋沔州”。[8]卷102，1107三路的进攻目标都在巴蜀，以实现“取蜀灭宋”的战略意图。宝祐六年(1258)十月，蒙哥亲率中路军，沿金牛道抵达利州，在汪德臣的带领下攻破宋军驻守的苦竹隘、长宁山、鹅顶堡(今广元剑阁县鹤岭乡境内)。十一月，蒙哥大军围攻杨大渊驻守的大获城。

　　(一)归降蒙古

　　杨大渊面临着屠城和投降的艰难决择，最终投降了蒙古，成为宋蒙(元)战争中最先投降的高级将领。其归降蒙古不仅关乎杨氏家族盛衰的大事，而且直接影响着宋蒙(元)战局。因此，这一事件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两种不同说法：

　　一是主动投降蒙古。明人宋濂、林俊认为杨大渊主动投降蒙古。宋濂在《汪德臣传》中说：“帝东下，德臣为先锋，扺大获山，夺水门。宋将杨大渊遣子乞活数万人命，引至帝前为请，旦日，大渊率众降。”[1]卷155,3652杨大渊派遣其子到蒙哥汗面前以全活大获城数万人性命为由主动向蒙古乞降。林俊在《二忠录序》称：“会元灭金，规恢挑衅，海宇尽入北朝，甘心臣仆则杨大渊降，吕文焕、师夔等又降。”[9]卷5“甘心臣仆”四字道明了杨大渊的主动归降。

　　二是被王仲父子劝降。元人虞集在《潼川王氏忠孝堂记》中说：“宪宗皇帝帅大兵取蜀，仲率豪杰之士见于军门，遂以其众立功，授保宁等城招讨使，将命招宋守将杨大渊，为大渊所害。事闻，宪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谕保宁，而大渊降。”[10]卷8王仲原本是长宁寨中的一位知县。宝祐六年(1258)十月，蒙军围攻长宁寨时，王仲主动投降蒙古。旋即充当说客到大获城，劝说杨大渊归降，被大渊杀害。其子王仁再次受命劝谕杨大渊，大渊乃降。

　　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欠妥切。《元史》的相关记载印证了杨大渊投降是在蒙古威逼下的无奈之举。时蒙哥大军“至阆州之大获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渊，大渊杀之。宪宗怒，督诸军力攻，大渊惧，遂以城降。宪宗命诛之，汪田哥谏止，乃免。”[1]卷161,3777这段文字清楚告诉我们，杨大渊最初选择了“战”，以致杀害蒙古的劝降使者王仲，后来在数万蒙古大军的围攻下，水门又被蒙军汪世显部所破，大获城破在旦夕，只得改作“降”。可见，杨大渊降蒙既不是“甘心臣仆”，主动请降，也不是为王氏父子的劝说所动，而是被迫归降。尽管杨大渊投降有“遣子乞活数万人命”的说辞，留下“为民背国”的印象，但后人仍然指责他“臣节有亏”[11]卷10。

　　当然，杨大渊选择投降的一个重要动因与杨氏家族的命运密切相关。当时大获城内不仅有守城将士、避难百性，而且有整个杨大渊家族的成员，包括其弟大楫、其子文粲、其孙应之、其兄大全之遗孤文仲、文安等③。作为长期征战在川陕一带的将领，杨大渊自然清楚大获城实力不足与蒙古大军抗衡。此前亲历过灵泉山的战败，现在邻近之苦竹寨、长宁寨或破或降，并没有得到大获等城宋军的应援。同样，大获城被围攻时也没有得到青居城(今南充高坪区青居镇境内)、运山城、平梁城(今巴中市巴州区平梁镇境内)等城寨宋军的支援，所谓“如首使背，如背使手”以点防线的山寨战术并无实战效果。如果杨大渊选择与蒙古血拼到底，最终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这就意味着杨氏家族的宗嗣绝灭;相反，如果选择投降蒙古，不仅意味着家族成员性命无虞，而且不失为摄取富贵、光大门庭的绝好机会。

　　正是因为杨大渊是被迫归降的，所以在其后的几年间总是处于家与国、亲与君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与蒙古既有企图绝灭赵宋的国仇，又有致死其兄大全的家恨;另一方面兄弟三人同食宋禄，昆仲俱为宋军统帅，宋朝待杨氏家族确实不薄。因而，在投降之初就显露其犹豫，并且受到蒙哥的怀疑。据《元史·李忽兰吉传》记载：

　　大获山守臣杨大渊纳款，已而逃归。宪宗怒，将屠其城，众不知所为。德臣谕忽兰吉曰：“大渊之去，事颇难测，亟追之!”乃单骑至城下。门未闭，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来抚汝军民。”一卒引入，甲士环立。忽兰吉下马，执大渊手，谓之曰：“上方宣论赐赏，不待而来，何也?”大渊曰：“诚不知国朝礼体，且久出，恐城寨有他变，是以亟归，非敢有异谋也。”遂与偕来，一军皆喜。忽兰吉入奏，宪宗曰：“杨安抚反乎?”对曰：“无也。”宪宗曰：“汝何以知之?”对曰：“军马整肃，防内乱也;城门不闭，无他心也;一闻臣言，即抚绥军民，从臣以出，以是知之。[1]卷162,3792

　　这件事表明杨大渊归降之始虽然对其“逃归”大获城的理由振振有辞，且有李忽兰吉保其未反，但其反复之迹已明，并受到蒙哥的怀疑。

　　其后杨大渊与蒙古东川都元帅钦察一同驻守青居山。钦察“诬阆州降将杨大渊反，王(廉希宪)手书与大渊，开诚抚慰。大渊感泣，军府乃安”[12]卷65,851。这不是捕风捉影的“诬告”，杨大渊与宋交通确有蛛丝马迹。根据李曾伯收到的情报，蒙哥死于钓鱼城之战的消息也应该是杨大渊透露给宋朝的，不过被宋方误解为“蒙寇已为杨大渊所杀”[13]后卷9。

　　宋朝深知杨大渊是被迫降蒙的，因而派遣说客劝其反正。中统四年(1263)，宋相“贾似道遣杨琳赉空名告身及蜡书、金币，诱大渊南归。文安擒之以闻。诏诛琳”[1]卷161,3778。宋朝引诱杨大渊“反正”的图谋没有成功。至元元年(1264)，杨大渊部将王仲得到南宋成都府路安抚使、知嘉定昝万寿的书信，杨大渊未经上报便将其斩杀，颇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忽必烈“诏以其事未经鞫问，或堕宋人行间之计，岂宜辄施刑戮，诘责大渊，仍存恤仲家”[1]卷5,96，元朝再一次宽容杨大渊。

　　(二)献策据夔

　　尽管蒙古统治者对杨大渊颇有怀疑，但出于灭宋大局的需要仍然予以重用。蒙哥汗“拜大渊侍郎、都行省，悉以阃外之寄委之”[1]卷161,3777。忽必烈即位，杨大渊上表称贺。忽必烈竟下诏褒扬：

　　朕恪守王封遽膺，推戴即位之始，不惶康宁。惟而远戍边陲，久服戎政，身外心内。来陈贺章，宜加宠答之，辞以励忠贞之节。故兹诏示，想宜知悉。[14]卷67,753

　　中统三年(1262)，杨大渊基于自己对历史经验的理解和宋蒙战局的认识，正式向忽必烈献“据夔取蜀”之策。这道奏疏的原文没有存传下来，仅见《元史》中保存的两句摘要：

　　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1]卷161,3778

　　前一句更多是出于历史经验的理解，远有魏晋之取孙吴，即先取蜀汉;近者宋朝之取南唐，即先取后蜀。后一句则更多出于对宋蒙战争局势的看法。

　　夔州路形胜“据三峡之上，据荆楚上游，据三州要津，居瞿唐上游，当全蜀之口，坚完两川，咽喉巴、峡，介于巴、楚，京、蜀之冲”[15]卷57,1008-1009。对夔州路在整个宋蒙战争中的重要性，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李曾伯有这样的认识：“国于东南，控二长之势,夔介荆益,犹一身之吭,必如虞虢之相为齿唇焉”[13]前卷2，“万一贼据建瓴之便,用扼吭之智,吴、蜀脉络关系,不但为京湖唇齿虑而已”[13]前卷4。因而，每遇巴蜀战事吃紧，宋廷即委任大员兼任夔州路策应大使，孟珙和李曾伯都兼任过此职。曾为宋朝大将的杨大渊自然也十分清楚夔州路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巴蜀一些重要山城屡攻不下的情况下，杨大渊的“据夔”之说便应时而生了。

　　“据夔”策略与忽必烈以前蒙古的灭宋战略“取蜀灭宋”并不矛盾，应该说，“据夔”是对“取蜀灭宋”策略的补充和完善。历代北方王朝多选择“先取蜀川，后灭江南”的战略，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无法正面逾越长江天险，只得先取上游，再东下江南。当年金朝坚守黄河，蒙军多次尝试而无法逾越，最终采行成吉思汗遗策“假道南宋以灭金”。而今仍然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要跨越淮水、突破长江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蒙古在对宋战争中也采取这一战略，不过这一战略的实施中遇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困难，这就是宋军依据山城而顽强阻击，由此导致“取蜀”失败，“灭宋”自然成为空谈。

　　杨大渊“据夔”有两层意义：首先是解决“取蜀”的问题。自宋蒙战争爆发以来，宋廷从政治、军事、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给予四川军民以强大支持，而这种支持是蒙古“取蜀”失败的重要主原因。根据贾大全先生的研究，宋廷不断派兵将、送钱粮入蜀，以致在川西、川北尽失，川南、东川残破的情况下宋军仍然可以与蒙古长期对抗[16]248-263。“据夔”即可割断宋廷对巴蜀的联系和支持，巴蜀宋军失去求援也就难以支撑下去。其次是解决“灭宋”的问题。一旦完成“据夔”，即使巴蜀宋军仍然坚守重庆、钓鱼、神臂、礼义、大良等山城，蒙军完全可以不予理会，径直出归州、施州，水陆东下。因此，杨大渊的“据夔”战略被忽必烈采纳，升任杨大渊为东川都元帅，主持实施“据夔”战略。即使后来在元朝组织发起“襄樊战役”，选定以襄汉为灭宋的战略时，元军仍然没有放弃“据夔”，让继任东川都元帅杨文安进攻夔州路，以牵制巴蜀宋军援救襄樊。

　　三、实施据夔

　　杨大渊家族在蒙哥时代主要夺取和控制嘉陵江流域和渠江流域，集中表现为招降张大悦等宋将叛宋降蒙和创建虎啸等城寨以截割渠江防御。而到了忽必列时代则主要负责实施杨氏自己的提出的“据夔”战略，集中表现为修建军事基地蟠龙城和攻打巴州、达州、开州、万州等地。

　　(一)控制嘉陵，争夺渠江

　　杨大渊归降蒙古导致了宋朝嘉陵江防线崩溃，并漫延到渠江流域。史载，杨大渊降蒙后随即导引蒙军攻打运山城、青居城、大良城(今四川广安市前锋区小井乡大良村)，同时开展对守将的劝降活动。《元史·宪宗纪》载：

　　(宝祐八年)十二月壬午，杨大渊率所部兵与汪田哥分击相如等县。都元帅纽璘攻简州，以宋降将张威率众为先锋。乙酉，帝次于运山。大渊遣人招降其守将张大悦，仍以大悦为元帅。师至青居山，裨将刘渊等杀都统段元鉴降。庚寅，遣使招谕未附。丁酉，隆州守县降。己亥，大良山守将蒲元圭降。[1]卷3,52

　　在大军压境、杨大渊的劝降下，运山城守将张大悦、大良城守将蒲元圭投降，青居城偏将刘渊杀主将段元鉴投降。嘉陵江中游的大获、运山、青居三座山城和渠江中游的大良城摇身一变成为蒙古进攻南宋的“四帅府”④，尤其是杨大渊都元帅的身份坐镇青居城，与蒙军都元帅钦察同共指挥蒙军控制嘉陵江，争夺渠江，攻击合川钓鱼城。

　　元宪宗九年(1259)，“诸王莫哥都复攻渠州礼义山，曳剌秃鲁雄攻巴州平梁山。丁卯，大渊请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1]卷3,53礼义山(今四川渠县汇西乡洪溪村)、平梁山都是宋军设在渠江流域的重镇。杨大渊顺渠江而下配合蒙哥攻打合州，又派遣监军杨文安进攻礼义城，掠其馈运，夺其粮船，并绕出通川(今四川达州市)，俘获总管黄文才、路钤高坦之。

　　渠江上接米仓道，下连钓鱼城，是宋蒙双方物资补给、兵士运送、战斗应援的大通道。宋方控制渠江，即可确保平梁、得汉、礼义、大良、钓鱼等山城相互应援，遏制蒙军南下重庆、图谋峡口。蒙方控制渠江，则可分割宋军山城，撕破防御体系，并向夔州路推进。因而，双方在渠江流域的争夺十分激烈，围绕平梁城、得汉城、礼义城开展多轮攻守，而大良城虽然因守将蒲元圭投降而为蒙古所有，但不久又被宋军夺回。

　　于是，杨大渊采取“以城制城”的办法，在广安城东的渠江边上修筑虎啸城(今四川前锋区护安镇境内)，以截断渠江流域山城之间的应援。中统二年(1261)，东川都元帅府命先锋张庭瑞率将五千人筑虎啸城，“旬日而营垒、储偫皆完”[17]卷20。宋将夏贵立即率兵数万围攻虎啸城，并截断虎啸城水源。蒙军用栅栏和牛马皮拒之。不久蒙军援军赶到，内外夹击。宋军败走。景定二年(1262)，宋军偷袭大良城得手。杨大渊进一步截断各山城之间联系的重要，立即续建虎啸城，完善城内设施，“以逼大良，不逾时而就”[1]卷161,3778。次年(1263)又将这项工程交予招讨使杨文安，“进筑虎啸城，以困大良”[1]卷161,3779。同时，派兵在华蓥山西麓的陆上交通要道上修筑章广寨(今四川华蓥市城郊)、东安城(今四川华蓥市永兴镇境内)，以期彻底割断渠江中上游与下游的联系。

　　蒙军在虎啸城站稳后，不仅阻止宋军在渠江水上的交通，而且不断派兵攻扰夔州路。

　　北人筑虎相山，驻兵广安、大梁两城，时岀攻梁山、忠、万、开、达，民不得耕，兵不得解，每馈饷用数郡兵护送，死战城下，始得入。[18]卷191

　　杨大渊在坚守虎啸城的同时派兵攻打开州、达州，以期打通“据夔”的道路，实现“据夔取蜀”的战略目标。中统三年(1262)，杨大渊照搬了争夺渠江流域的经验，命令杨文安在夔、达要冲修筑蟠龙城，作为争夺夔州路的军事基地。

　　蟠龙城，具体位置现今未知。查阅文献，夔州梁山军有蟠龙山之称。宋人记载，“蟠龙山，在城东二十里。孤峙秀杰，突出众山之上。下有二洞，洞中有二石，龙状，首尾相蟠，故名。”[15]卷60,1049此蟠龙山位于夔州通往渠山军的驿道，是宋人出入三峡的陆上要冲，魏了翁题此地的《飞雪亭》诗云：“自荆入蜀路险绝，墨猿声中胆欲折。万州江头舍舟楫，又趣担登穷岌业。危磴连云如积铁，乱石砭足十九跌，仆夫流汗马止舌，遥望蟠龙挂天胁，悬瀑落严喷霏屑。”[19]卷3但是所有关于蟠龙山的记载都没有提及修城之事。且《杨大渊传》中提及蟠龙城修建于开、达要冲，而梁山军并不在争夺开、达的有利位置上。蟠龙城应该在达州或者开州境内。《东乡县志》内，却有蟠龙山记载。“蟠龙山，在县北十里，回旋若龙。”并且东乡县(今宣汉县)还有方斗山的记载。“方斗山，在县西北五十里。形如方斗，上有栀一株、兰一丛。相传邑士子贡举有名，是年栀与兰各放花，科举时代以此为卜。”[20]卷1清代李并楷为方斗城所题《方崖隐雾》诗：山形如斗骨嶙峋，雾气迷蒙识未真。暮见冒空宁五里，晓来卜雨定三辰。栀花掩映祥光照，兰草芬芳瑞更深。早识文昌高覆处，不教元豹久藏身。[20]卷11最后一句明确指出元人曾在方斗城驻兵之实。当时，宋方对杨文安修筑此城反映强烈，时任宋夔路提刑郑子发认为，“蟠龙，夔之咽喉，使敌得据之，则夔难守矣，此必争之地也”[1]卷161,3778。于是率兵来争。杨文安“复筑方斗城，为蟠龙声援，令裨将高先守之。”方斗城应该和蟠龙城相距不远，才能起到互相支援的作用。并且宣汉县在唐宋时期是连接洋州和开、万等地的枢纽，按照杨文安筑城攻打开州的意图，将蟠龙、方斗城筑于交通要道上以切断宋军联系切实可行。因此，杨文安修筑的蟠龙城应当在宣汉县境内，具体位置尚须进一步考察。蟠龙城建成后成为杨文安争夺夔州路最重要的基地，在蒙(元)争夺东川的战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至元元年(1264)十月，杨大渊从间谍处得知宋总统祁昌将运粮到渠江上流通江的得汉城(今巴中通江县永安镇得汉村)，并迁郡守向良及官吏亲属入内地。乃率兵袭击，在椒坪连战三日，擒祁昌、向良等，俘获辎重数千。宋都统张思广引兵来援，又打败援军，擒其将盛总管及祁昌之弟。到至元二年(1265)杨大渊去世时，蒙古基本上完成了对渠江流域的控制，仅有得汉、礼义、大良三座孤城还在宋军手里。

　　(二)占领开达，攻取夔州路

　　杨大渊去世后被元朝“追封大渊阆中郡公，谥肃翼”。其子杨文粲“袭为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都元帅”[1]卷161，3779。但文粲或由于能力弱或因为早卒，文献中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都元帅之位很快被杨文安取代。杨文安成为“据夔取蜀”战略的真正实施者。

　　中统元年(1260)，二十岁的杨文安被授为监军，从此跟随杨大渊为蒙古攻城略地。杨大渊在世时已充当创建虎啸城、蟠龙城和攻打开、达等地的先锋，有着五年的战争经验积累，接任都元帅后自然成为蒙(元)在东川战区的主帅之一。杨文安在东川战场连续对开、达、忠、万、夔等州用兵，以实现“据夔”的战略意图。与杨大渊相比，杨文安没有实际效忠宋朝的经历，也就没有宋蒙间的迟疑，又有建功立业的强烈希冀，因而对宋作战显得更加勇猛和果敢。

　　从至元二年(1265)到至元十五年(1278)，杨文安不断组织兵力攻打通往夔州的州县。在元军发起襄樊之战时，杨文安积极配合，不断组织和发起军事行动，用以牵制巴蜀宋军，使其不能救援襄樊。至元十年(1273)，宋元襄樊之战结束，杨文安趁势对夔州路发起猛攻，最终完成了“据夔”的目标。不过，此时的“据夔”已失去了顺江东下的战略意义，但对彻底占领四川仍然有其价值。

　　至元十九年(1282)春，杨文安被“擢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逾月，以疾卒”[1]卷161,3785，年仅42岁。其子杨艮之、侄杨应之曾跟随杨文安征战东川，但其功业远不及其长辈。

　　四、杨氏归蒙与东川战局

　　自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归降蒙古到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平定夔州路，杨大渊、杨文安叔侄经略川东地区长达30年之久，对宋蒙(元)东川战局，乃至整个宋蒙(元)战争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杨氏指挥或参加攻打川东地区大小六十余战。攻掠范围包括蓬州、顺庆府、合州、巴州、渠州、广安军、开州、达州、万州、施州、夔州、大宁监、梁山军、咸淳府、绍庆府等州府，擒获宋将赵章、韩明、鲜龙、马堃等有名字记载的共五十四人;杀死何艮、何威、王智、梁富、庞彦海、上官夔宋将六人;招降张大悦、蒲元圭、鲜汝忠、蒲济川、谭汝和、杜赋、袁世安、张起岩等宋将。特别是杨文安攻打天生城，耗时近一年，最终才将其占领。至元十二年(1275)，杨文安第一次进天生城，因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围退兵。七月，杨文安率军进攻梁山军，守将袁世安抵抗四十日仍然不投降。于是杨文安转而围攻万州，时值酷暑，围困五十天，仍未拿下天生城，不得已退兵。第二年夏，因袁世安约降,攻克梁山军。杨文安旋即再次围攻天生城，绕城三圈，并命其侄杨应之夜半袭城，最终上官夔巷战而死，占据天生城。夔州守将张起岩派兵前来救援，也被杨文安全部歼灭。现存于天生城上的《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详细的记录了这次天生城最后的战役。杨文安征战川东地区是相当艰难的，川东南宋将帅大多利用山城坚决抵抗，且元军主要兵力围攻襄樊，增加杨文安征战东川的难度。

　　其次，杨氏攻取了宋朝东川地区的很多山城寨堡。杨文安及其部将攻下的城寨关隘，有名字记录的就有32座之多⑤。其中赤牛城、天生城、倚子山城、皇华城、绍庆城、白帝城分别为梁山军、万州、施州、咸淳府、绍庆府、夔州治所。最终完成了对夔州路的占领。当杨文安以所得城邑绘图献于忽必列时，忽必列也十分感慨说:“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多也!”[1]卷161,3785

　　第三，杨氏叔侄在川东地区招降纳叛，劝降大批宋朝将领。杨氏招揽了大批宋方的优秀将领，如张大悦、李吉、蔡邦光、王福、马才、嵇永兴、王显、韩福、杨彪，从而形成一个围绕杨大渊、杨文安的降将集团，而且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元朝一方。宋制置使朱禩孙统领巴蜀也多次派间谍动摇阆州人心，“时宋以朱禩孙帅蜀，禩孙，阆人也，数遣间谍，动摇人心，文安屡获其谍”[1]卷161,3781。杨氏集团不仅在东川战场上冲锋陷阵，为夔州路的争取立下了功劳，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元军对荆楚战场的争夺。尤其是在“襄樊之战”时，宋元两军在东川基本维持势均力敌。⑥杨文安在东川为了牵制宋军兵力，屡次主动出击，骚扰宋军驻地。

　　第四，杨氏叔侄还找到了突破宋军山城防御体系的办法，即“以城对城”。此前杨大渊在渠江流域创建了虎啸城、章广寨、东安城、方斗城，把山城建到了宋军的防御体系之内。杨文安为都元帅后坚持“以城对城”的战术，不仅完善了蟠龙城，而且在至元九年(1272)，筑金汤城，逼宋洋州龙爪城(今四川达州市通川区城内，现名塔陀山)⑦，又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筑城神仙山以逼开州。⑧“以城对城”的结果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宋军山城优势逐渐消失了。

（网编加注：据《汪德臣传》杨大渊是天水人，原为南宋阆州统制。投降后让他招降蓬州（今仪陇县南）、广安（今广安县）诸郡。数年后，升至东川都元帅，）

　　注释：

　　① 研究降将的文章有：衣川强.刘整的叛乱[M],载《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67-208页;屈超立.论吕文德及吕氏军事集团[M],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第334-335页;王茂华.宋蒙(元)战争中的南宋降将考[M],载《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第274-285页。

　　② “八柱之说”源于元人，“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州、顺庆、隆八府州治。其地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载于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11《左丞李忠宣公》,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

　　③ 据《元史·杨文安附传》，大获城投降后十余年，应之即可领兵作战。由此推知，投降时应之已出世。其余成员史有明载，投降时皆在大获城内。

　　④ “杨氏、张氏、蒲氏皆行帅府大获、运山、大梁平故地与便宜，其时目曰四帅府”。载于苏天爵《元文类》卷62《便宜副统帅汪公神道碑》，商务印书馆，2008年。清居即青居城;杨氏即杨大渊，帅大获城;张氏即张大悦，帅运山城;蒲氏即蒲元圭，帅大良城;大梁平，即大良平、大良城。

　　⑤ 32座城寨包括有具体记载的铧铁寨(此寨不在夔州路)、圣耳城、师姑城、龙爪城、石笋寨、由山城、竹山寨、高阳、夔寨、巫寨、牛头城、都胜城、茂竹城、广福城、东胜城、石城堡、鸡冠城、石马城、铁平城、小城、三圣城、油木城、牟家城、下隘城、白帝城、天生城、铁檠城、三宝城共28座。还包括梁山军治所赤牛城(即至元十三年，袁世安约降之城)、施州治所倚子山城(即至元十三年，蔡邦光略施州之城)、咸淳府治所皇华城(即至元十四年，马堃所守之城)、绍庆府治所绍庆城(即至元十五年，鲜龙兵败之城)共四座。其中夔州治所白帝城、万州治所天生城。

　　⑥ “四川、两淮战场基本上仍然维持着军事力量的均势，这两个战区的蒙(元)军对南宋只是采取牵制性的袭扰攻击，以阻止四川、两淮的宋军援盛”。出自胡昭曦编《宋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43页。

　　⑦ 洋州本在利州东路，早已被蒙古攻取，此时的洋州侨置于达州。

　　⑧ 宋濂《元史》卷161《杨文安》：“九月，筑金汤城，以积屯田之粮，且以逼宋龙爪城”。“宋都统弋德复据开州，文安乃筑城神仙山以逼之，令元帅蔡邦光、万户纪天英屯守”。

　　参考文献：

　　[1]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李贤.明一统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4] 吴德器修.蓬州志[M].明正德十三年刻本.

　　[5] 刘大漠、杨慎修.四川总志[M].明嘉靖刻本.

　　[6]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8]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