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杨守保：甘肃在抗战时期的“点滴”之事

 

甘肃在抗战时期的“点滴”之事

王 钰、杨守保

　　一、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当天清晨，驻兰州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参谋处侦察科参谋、共产党员解方收到了张学良发给他的特急密电，得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学良给五十一军的命令。

　　解方和张学良关系密切，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当他接到张学良的密电时，恰巧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三个师长都不在兰州。解方便将密电送给军参谋长和参谋处处长。他们一见电文，大为惊愕，一时不知所措。在解方的启发和鼓励下，参谋长决定以军部的名义立即召开有各师参谋长、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张学良总部驻兰州的联络参谋等人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文，并决定当天黄昏之后采取行动。会后，与会的人员分头进行准备。同时，五十一军军部向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发出当晚到军部赴宴的请柬。

　　在宴会上，五十一军军部将赴宴的兰州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军官软禁起来。八时许，兰州城内外枪声骤起，各部按计划同时行动，很快占领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兵营、飞机场、电台、报馆、银行等要地。兰州绥靖公署警卫队顽固反抗，遭到五十一军部队的痛击。解方冒着枪弹的危险，率部冲进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将电台和许多重要档案文件带回军部。

　　第二天拂晓，城内外枪声渐渐停止，驻兰州附近的中央军、警察和特务的武器被收缴。解方代表五十一军对软禁的人员和被缴械的官兵进行宣抚。他还建议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政府的名义，发出拥护张学良和杨虎城“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并将兰州发生事变的情况报告给张学良。这就是响应西安事变的“兰州事变”。

　　兰州事变实际上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事变的顺利成功，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增强了张、杨进行政治谈判的军事实力。

　　二、为抗战建立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为了实现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经过国共两党协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西安、兰州、迪化等城市先后建立了办事处。其中，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设立，酝酿于1937年2月。当时，周恩来为营救西路军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曾经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的建议。

　　5月，中共中央派彭加伦等七人到达兰州，在南滩街五十四号办公(在今兰州市酒泉路互助巷内)，对外称“彭公馆”。7月下旬，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到达兰州，开展统一战线工作。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兰州建立，谢觉哉为党中央代表，彭加伦为办事处处长。9月，办事处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习惯上仍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这是中共在甘肃国统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关。

　　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党中央派孙作宾等到甘肃加强党的工作。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大力协助下，10月25日，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甘肃工委”，孙作宾任书记。1938年初，党中央又派罗云鹏到兰州，担任工委副书记。

　　2月，党中央派伍修权接任彭加伦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处长职务，办事处也迁到孝友街三十二号(在今兰州市酒泉路)办公。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利用一切机会，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社会团体和人士。当时，统战工作主要对象是甘肃国民党的党、政、军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如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新一军军长邓宝珊等都比较开明，省参议杨干丞比较接近共产党。经过办事处和谢觉哉等人的大力争取和团结，促使他们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了友好关系。对于继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公安局长马志超等一些顽固派，也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求得团结，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抗日救亡的现实，暂时维持友好团结的局面。

　　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积极工作下，甘肃的抗日救亡团体，如甘肃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回民教育促进会等组织纷纷成立;还涌现出不少文艺宣传团体，如西北抗战剧团、血花剧团、联合剧团等。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主要有《抗战通讯》、《妇女》旬刊、《回声》等。此外，还办起了销售进步书刊的兰州书报社、生活书店兰州分店等。文化界的全国知名人士，如茅盾、萧军、张仲实、顾颉刚等人也先后到兰州讲学和工作，推动了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甘肃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交通要道之一。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承担了来往于苏联革命人士的接待及苏联政府、新疆人民援助八路军作战物资的转运工作。物资转运有两条线路，一是通过天水的徽县白水路到陕西略阳，或凤县到四川重庆;二是物资运送到天水的北道埠码头，通过渭河水运到宝鸡，由宝鸡转运到抗日前线，如山西的中条山战役等。办事处还将来兰州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王稼祥、邓发、任弼时等以及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日本共产党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都曾经得到办事处的接待与护送。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另一条重要任务是营救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及失散人员。办事处多次与贺耀祖、朱绍良、马步青、马步芳等交涉，要求归还西路军被俘人员。后来，从青海西宁、甘肃武威和永登等地营救出一批红军干部与战士。办事处还委托革命志士高金城，以他开办的张掖福音医院为掩护，先后收容流落红军干部、战士二百人左右。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总共营救出西路军失散人员两千余人。此外，办事处还将要求进步的甘肃青年五十多人输送到延安去参加抗日。

　　中共甘肃工委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另一方面加强了组织建设，使党组织不但在兰州有了发展，而且在平凉、天水、徽县、武威等十多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为抗战增强了基层组织。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消极抗战;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40年初，国民党怕共产党利用抗战发展壮大，处处阻挠和恐吓。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严重破坏，罗云鹏等四人被捕。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5月，党中央调伍修权等办事处的大部分人员撤回延安。1943年11月，党中央正式撤销八路军驻兰办事处。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存在期间，在甘肃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宣传动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在甘肃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日机轰炸甘肃

　　抗战时期的甘肃，虽地处内陆深处的大西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虽没有直接踏到甘肃，但日本侵略者不时派遣战斗机到宝鸡、天水、榆中兰州等一带骚扰侦察、狂轰滥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一）日军轰炸兰州及甘肃各地实录

　　抗战期间,日本飞机屡次轰炸兰州及甘肃各地,关于当年轰炸的详情,各种说法及传闻不一。根据甘肃省馆藏档案记载,兹整理转录如下：甘肃省统计室所造《甘政三年统计提要》之《甘肃省各县市遭受敌机空袭损害统计表》记载: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9月,日机空袭甘肃各县市共71次，出动飞机1081架,投弹4090枚,共造成1426人死亡、受伤,其中死亡821人(男578人、女243人),受伤605人(男444人、女161人),损毁房屋24,124间。具体情形如下:

　　●1937年度，遭受空袭2次，出动飞机20架，投弹26枚，造成12人死伤；

　　●1938年度，遭受空袭1次，出动飞机2架，投弹9枚，造成2人死伤；

　　●1939年度，遭受空袭43次，出动飞机746架，投弹3069枚，造成675人死伤；

　　●1941年度，遭受空袭25次，出动飞机313架，投弹988枚，造成737人死伤。

　　从地区来看日本飞机空袭兰州及甘肃各地具体情况：

　　●兰州，遭受空袭共36次，出动飞机670架，投弹2738枚，共造成406人死伤;

　　●靖远，遭受空袭共11次，出动飞机63架，投弹255枚，共造成34人死伤;

　　●平凉，遭受空袭共8次，出动飞机87架，投弹516枚，共造成259人死伤;

　　●固原，遭受空袭共2次，出动飞机80架，投弹51枚，共造成5人死亡(固原当时属甘肃);

　　●永昌，遭受空袭共1次，出动飞机12架，投弹40枚，共造成33人死伤;

　　●泾川，遭受空袭共1次，出动飞机26架，投弹4枚，共造成8人死伤;

　　●武威，遭受空袭共6次，出动飞机83架，投弹355枚，共造成456人死伤;

　　●天水，遭受空袭共3次，出动飞机36架，投弹75枚，共造成150人死伤;

　　●陇西，遭受空袭共1次，出动飞机11架，投弹47枚，共造成73人死伤;

　　●临洮，遭受空袭共1次，出动飞机4架，投弹9枚，共造成2人死伤;

　　据甘肃省档案馆研究员陈乐道的《日军飞机71次轰炸甘肃》一文说：“甘肃省档案馆馆藏中有部分真实记载和反映当年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及甘肃各地的原始档案，对抗战期间兰州及甘肃永昌、武威、天水、平凉、陇西、泾川、固原(注：固原原为甘肃所辖，现为宁夏自治区辖区)、临洮等地遭受日本飞机轰炸的史事。”“日本飞机空袭甘肃71次”。在对甘肃境内实施的轰炸中，又将兰州作为重点。

　　轰炸是比较密集的，有时，一天要轰炸几次，而且还是前面的敌机刚轰炸完，还没有走远，后面的飞机又来了……笔者在1939年编制的《甘肃省会防空司令部防护总团空袭损失情况表》记载上就可以看到，1939年2月20日这一天，兰州城就遭受了3次连续性轰炸。当天中午12时发现日本多架飞机由东向兰州上空飞来，到1时30分时，第一批日本飞机共9架，轰炸了飞机场、红山根、焦家湾附近。5分钟后，第二批日本飞机又来了，这一次共有12架敌机，轰炸的地方还是飞机场、红山根和焦家湾附近。15分钟之后，第三批日本飞机在女子职业学校(当时位于万寿宫即今通渭路)等地又进行了轰炸。

　　兰州遭受轰炸中，顷刻间妻离子散的，失去亲人的屡见不鲜。兰州城一家八口人，由住在兰州市官园街，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全家躲藏在官园小庙内，不料，1939年11月30日早晨7时左右，日本飞机向该小庙投掷炸弹两枚，当时将这名妇女的丈夫炸死，妻子及儿子、儿媳、女儿和几个孙儿全部身受重伤。1941年6月22日日机轰炸兰州时，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的夫人崔锦琴携次女、次子和三子在兰州黄河北枣树沟躲日机轰炸，不幸因壕洞震炸塌陷，四人均亡。

　　曾任教于省立兰州中学的李孔炤先生在《看他的日记》中记述了日本飞机由山西运城机场飞往兰州轰炸的事实。轰炸后走访调查了解。如1939年2月23日12时，日本出机20架，轰炸唐代名刹普照寺、黄家园、东大街、学院街、贡元巷、黄河沿、南关、东城壕一带。投弹八九十枚，炸毁房屋500多间，炸死炸伤100多人，其中有普照寺主持释众诚。曾任兰州师范校长的李恭在他的《敌机袭兰纪略》手稿中，不仅记录了亲睹、亲闻的情况，而且较多地采用了当时《兰州报》有关文章上的情况;如：“1939年12月1日12时许，敌机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48架，一路零散空袭、平凉、天水、榆中，后集中空袭兰州，把剩余的炸弹全抛在兰州，同年12月27日9时至12时98架分三批袭兰，第一批36架，第二批27架，第三批35架。当第二批空袭时，我方空军起飞抵抗，上下翻腾，左右驰聘，致日机队形大乱，先后击落敌机4架，均坠于皋兰县境东古城以东地区……。”

　　兰州市地方办有关材料显示：1939年2月20日，日军再次空袭兰州，兰州方面严阵以待。从2月20日到23日，兰州空战共击落敌机15架，其中3架坠毁于兰州拱星桥机场东南马家山附近，其余毁落于临洮、榆中、阿干镇、甘草店等地。击毙上田虎雄、井关正夫、三井卓三个大尉、松尾元重少尉等共63人，击伤7人。逃逸的敌机也全部中弹。我方人机均无损失，取得0比15的光辉战线。此为兰州空战大捷。

　　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邓明曾在他撰写的有关抗战资料中显示：兰州作为中国空军重要的训练中心，1937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前，先后有苏联军事顾问、专家过往3665人。空军志愿队员轮流参战的达2000余人，组建8个航空兵群，前后运华飞机1235架。在这种情况下，兰州空军的实力十分强大，因此也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

　　曾任苏联志愿队轰炸航空兵指挥员的斯•乌•斯萨也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39年2月20日,日本空军从山西运城起飞后西行,经陕西入甘肃平凉、静宁,空袭兰州。我方也起飞了2个机群,总共起飞40架歼击机,……日本空军3个轰炸机群出现在兰州上空,他们都遭到了歼击机的迎击。”“在这次空战中击落9架日本轰炸机,击毙63名机组人员。只有一名苏联飞行人员受伤,但仍驾机安全着陆。”在这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勇士和苏联志愿队成员,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紧密合作,共同作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用热血捍卫中国领空,取得了中国空军战场上一次新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意志。

　　在日本空军大肆轰炸兰州的同时,甘肃省平凉、榆中、临洮和靖远等地也遭到程度不同的空袭,有些地方至今还留着60多年前的炮痕弹迹。它以历史为铁证。

　　（二）日机轰炸天水纪实

　　原天水市图书馆馆长窦建孝老人生前回忆：1941年8月初的一日，天气晴朗，早晨天水的人们起床和往常一样，准备一天的劳作和生活。但是风云突变，防空警报响起，在大城城楼上有防空指挥部的防空信号旗升起。市民和学生全都紧张惶恐起来，简单收拾一下，带上一点水和吃的，扶老携幼，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蜂涌出城，赶紧到城外的防空洞躲避。一直到中午吃饭时间，敌机还没有来，但是警报并没有解除，人们不敢回家吃中午饭。大约到了下午二点左右，敌机飞过来了，在防空洞或野外躲避的人群，立时安静下来，不敢动弹，就怕暴露了目标。大约有三十多架飞机掠过市区上空，有的盘旋，有的俯冲，机枪在空中哒哒地扫射着，子弹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一瞬间，又听见有数十声巨响，那是飞机扔下炸弹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地动山摇。一阵狂轰乱炸过后，飞机飞跑了，躲避在山上的人们，从防空洞或是庄稼地里钻了出来向城里望去，只看见有些房屋被炸塌了，断垣残壁，大火还在燃烧着，硝烟弥漫。

　　到了下午四点以后，警报解除了，躲飞机的人群纷纷返城，心急火燎地想看看自己的家是否安全?也想到被炸的地方看个究竟。飞机投下了四十余颗炸弹，伤亡和损失最严重的是西关、后寨和西梢门等处，家在西关没有出去躲避的有房屋被炸，全家被炸死的。田士舟老师的妻子、儿女三口人都被炸死了。籍河滩上驴驮进城送粮的农民，因来不及躲避，有六七十人被炸死了，血肉横飞，还有缺胳膊少腿的，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次轰炸天水死亡一百多人，轻重伤有二三百人。从1939年至1944年，日寇飞机侵扰天水约有20多次，来天水轰炸的飞机约有九十多架次。但1941年的轰炸是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永登、永昌、武威、平凉、泾川、陇西等县市以来，伤亡和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在此之后，天水政府要求在城区的中小学校都要挖防空洞，当时的学巷小学(后为中华西路小学)的师生，在城墙脚下挖防空洞时，由于洞内坍塌，有十二名小学生被活活压死。

　　天水现在还保存一颗日本昭和年间铸造生产的炸弹，日机将这一颗投下掉在水月寺旁没有爆炸的，这颗炸弹五百磅重，如果爆炸周围房屋要损失多少，人们传说是水月寺菩萨保佑的。这颗炸弹是日本侵华，轰炸天水犯下的滔天罪行和铁证。

　　（三）中日飞机空战在天水华岐乡境内

　　天水华岐乡辛广顺其父生前曾回忆：1943年5月的一天，这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在天水秦州区西部的华岐、牡丹、太京、秦岭、杨家寺等周边乡镇及礼县的红河乡，碧空晴朗，田野里农民正在挥汗劳动着，突然天空传来了“隆隆”的轰鸣声，紧接着天空出现了飞机，由西而来，人们一看是中国的飞机，一数有18架，三架一组的队形，后边有6架涂着红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紧随其后追赶。飞机的巨大轰鸣声，机关枪的“哒哒”声交汇成一片恐怖的景象，田地里劳动的人们也顿时害怕起来，不时向空中眺望。不一会儿，中国的飞机被日本飞机击落两架，一架被击落后掉在红河的地界上，一架被击中带着浓浓的白烟掉落在华岐乡辛大村，具体地名叫塄坎背后宋家湾旋湾的地方，将地面砸了一个大坑，飞机碎片四处散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辛大村叫大崖顶梁的一块地里。辛大村的男女老少蜂涌而去观看，跳降落伞的飞行员，胖胖的身材，外地口音，还问这里是什么县、什么乡，乡政府在哪里?大人们回答：“这里是天水县，汪家团庄乡(华岐乡民国时称汪家庄团乡)，乡政府就在汪家团庄。”不多一会儿，乡政府就派人来了，拉一匹马，大家将飞行员扶上马，护送到天水城里去了。乡政府又派了民夫将飞机的残翼、机件用马车拉回，后来天水县政府来人将这些东西运走了。过了两天，从天水城里传来消息说：中国飞机还剩下16架，日本飞机紧追不放，追到汉中机场上空，丢下炸弹，结果这16架飞机全部炸毁，汉中机场的飞机、油库也无一幸免，全部损失殆尽，汉中机场上空浓烟滚滚，火光映红天空。

　　四、抗战时期的甘肃天水文化

　　历史上的天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民传统封建意识较为浓厚。日本侵华虽然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但同时给落后的西北天水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进步。抗战开始，随着沦陷区知识分子和商人的大量涌入，也将新的文化知识、思想意识和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引进了天水，使天水的文化生活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设在玉泉观上的国立五中，自民国27年至34年，办学八载，给一向闭塞的天水带来了新风尚，新气象。外地师生新的生活方式和风气，如春风拂面，让天水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暖意和清新。

　　当时天水有天水中学、天水师范、天水女师，男女不同校，街上也看不见男女青年在一起。而国立五中男女同校，同装、列队同行，走在一起有说有笑，开始老百姓看不惯，说闲话。民国28年春天，天水中学也开始招收女生。国立五中女生的旗袍、短发、大草帽，也使本地人由开始看不惯到接受、效仿，渐渐形成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据《民国秦州商事》记载：民国27年8月，河南焦作工学院搬迁天水，天水战区服务团成立。之后，天水民先队(“一、二九”运动中先进青年组织)、战区老师服务团、国立五中及焦作工学院学生，联合组成抗日宣传队，宣传抗日。师生们上街以话剧、活报剧、歌曲、舞蹈、快板、相声等文艺形式活跃在街头、田间、舞台、剧院;书画、壁报、标语、故事会、演唱会、报告会也活跃于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演出常使市街空巷，群情振奋，极大地唤醒了市民抗日和反帝反封建的觉悟。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当抗日名剧《凤凰城》、《张自忠》、《生死恋》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舞台和街道上演出时，一些市民竟拿起棒子要上台去打坏蛋。

　　据原天水市图书馆馆长窦建孝生前在他的《抗战时期的天水文化和教育》一文中说：随着日本大举进兵山西，1938年山西同蒲铁路局、山西铁工厂等企业相继迁入天水之后，又由抗战战区组成的中小学教师入甘服务团100多人来天水，驻扎在天水伏羲庙和庙西的街巷里，宣传抗战。1941年国立五中由外地也迁入天水，驻扎在玉泉观庙殿，同年迁来的还有河南焦作工学院、第十三疗养院等单位，在这期间，从战区迁来天水的学校师生和工厂职工，约有2万多人，有教授、讲师、工程师、高级记者和编辑、医师、工程技术人员等，真是人才济济。他们对天水的文化和教育以及经济发展或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

　　查良钊是国家著名的教育学家、教授、大学校长，他既是教师服务团的团长，又是国立五中的校长，所以教师服务团和五中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少老师在五中任教。　　教师服务团的师资力量很强，在著名教授查良钊调走后，有接任国立五中校长隋星垣，接任教师服务团团长王静山，副团长郁汉良。还有张福轩、常俊生原是山西大学教授，教师服务团工作结束后，分别调到山西大学化学系和西北师院生物系任教。再是肖景祺调兰州中学，王兰轩调甘谷中学，王赞忱调铁路中学，延通之、段秀岩调兰州女中，有的任校长，有的当老师。教师服务团里有学识，有威信，比较有名的老师就有好几十人。

　　教师服务团还有几位著名画家和美术老师，贺志伊、王少兰、张宁宇，在花鸟、山水、素描方面很有功力和造诣，是著名画家，为天水培养了很多绘画美术人才。

　　教师服务团在天水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勤勤恳恳工作了七八年，提高了天水的教育质量，教育出很多优秀学子，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有的参加了地方抗日救亡工作，有的走向了抗日前线，有的当了老师，有的考入了大学。还有的出国留学的，例如美籍华人国际著名生物理学家、教授李政道先生，原先就是来天水国立五中的学生，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很积极，特别是这些毕业的学生走向天水的文化、教育，以及各行各业，成为了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进一步促进了天水的文化、教育和经济的发展。

　　教师服务团来天水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师生上街宣传，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搞抗日演讲，围观群众义愤填膺，怒火在胸中燃烧，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爱国的青年们，快快行动起来，到抗日前线去!”。其口号排山倒海，气吞山河，显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意志和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教师服务团的师生还写标语，画漫画，演节目进行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罪行。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天水人民行动起来了，抗日救亡的情绪非常高涨，捐款捐物，尤其有几家富商被师生的抗日热情所感动，捐了巨款支援抗战。天水人决心做好各项工作，支援抗日前线。

　　据《民国秦州商事》中的《抗战后方的昙花一现》记事说：随着教师团的宣传教育，天中、天师的男女学生也先后组织了宣传队，联合到各县演出。女子小学学生也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搜查毒品、禁烟等社会活动。天水中学演出的话剧《张自忠》、《海潮红》;十三教养院“铁花话剧团”演出的《黑字二十八》、《野玫瑰》、《夜光杯》、《北京人》等，开了天水演出现代戏之先河，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五中甘谷初中第二分校的“建国剧团”，冒雨步行一百多里来城里演出《中华民族的子孙》、《三江好》、《是谁断送了你的儿女》、《中国妇人》、《月夜》等，更受到社会各界赞扬。

　　民国33年，中国戏剧学社的“戴涯话剧团”经由西安、宝鸡来天水，在民工纪念堂演出《武则天》、《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场地、灯光布景效果与服饰新颖别致，将天水话剧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令观众耳目一新。

　　民国29年4月，甘肃省“抗战敌后援会巡回宣传队”来天水巡回放映电影，宣传抗日。当地两所电影院放映的《到自然去》、《血溅宝山城》、《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反映民众疾苦，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歌颂抗战英雄，使观众深受教育和鼓舞。

　　知名学者高一涵，罗家伦，著名记者范长江等来天水演讲或作报告。民国28年7月下旬，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等赴新疆途经天水，在西关“日新商栈”门口发表演说，宣传抗日，听众约达500多人，之后影响很大。

　　在外地社会各界来天水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的感召和影响下，一个谈抗日、唱抗日、宣传抗日、支援和参加抗日的热潮在天水迅速掀起，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每一位爱国者、学生、商人、市民，都参加了进来，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城。大街墙壁上出现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中国万岁!”等大幅标语;民从纷纷抵制日货，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前线官兵;商店贴出“用国货才是爱国;惜民财方可裕民。”、“铲除垄断居奇念，养成公忠爱国心”等楹联。大街小巷，大人、儿童大唱《九一八》、《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思乡曲》、《黄河大合唱》、《国旗歌》、《生命颂》、《松花江上》、《长城谣》、《游击队歌》、《中国万岁》、《胜利进行曲》、《中国青年》、《民族至上》、《满江红》和外国的进步歌曲。天水活起来了!

　　著名作曲家王云阶(曾为影片《甲午风云》、《林则徐》作曲)，在天水举办过音乐训练班，开过音乐会，并为天水培养了一批音乐教师和青年歌手。天水中学、国立五中有时也开音乐会，演唱《渔光曲》;演奏《病中吟》、《空山鸟语》等。

　　各类画展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区频繁举办。除当地画坛上的范沁、李般木、李仲明;青年学生周燕生、张世禄、董晴野都有过作品展出外。规模较大的画展有陕西山水画家赵望云、赵桐荫、陈尧庭，河北的山水画家刘君礼，国立五中教师花鸟画家贺志伊等在芦洲小学(今中华西路芋子坑)展出。

　　原《大公报》记者蒲希平在国立五中时，与同学穆天(谷风)、牛汉承(现为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著名诗人)等成立“牧歌社”。牛汉承的短诗《山城和鹰》、长诗《鄂尔多斯草原》、《草原牧歌》、《西中国的长剑》、诗剧《智慧的悲哀》及青年学生霍松林(现为著名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的诗《卢沟桥战歌》等作品，一经在《陇南日报》出现，就成为青年学生的抢手货。诗中歌颂抗战将士，揭露时弊，对天水青年思想进步影响极大。

　　在报刊大量创办的同时，近代书刊出版业也开始起步和快速发展，对文化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民国27年5月，新的书刊发行行业“生活书店”在天水开业。发行进步书刊6000多种。开业一年余，屡遭国民政府查封，经理被捕，被迫停业。

　　曾任民国政府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冯国瑞先生生前回忆《抗战时期的天水》一短文说：民国29年春，寄居于天水，任教于天水中学和天水师范的古典文学家杜学知、留学生刘耀黎和西北师范学院教授与本人等集资在大城东街成立了“陇南丛书编辑社”。由原陇南日报主编、天中国语教员胡楚白、原山西大学副教授、国立五中老师蒲坚石、士绅汪剑平、天水县中国文教师赵尧丞、陇南日报编辑、中共地下党员徐金生参加编纂。以整理天水历史名著，编印当代甘肃著名学者名著和发行抗战等进步书刊为宗旨。及时掌握全国书刊出版信息，购进进步书刊。有抗日文丛、抗日文艺、抗战歌声、毛泽东《论持久战》单行本、鲁迅文选、苏联文艺等3000多种。并发行当时全国著名记者赵超撰写的《延安一月》1000余册，不到半天被抢购一空。对宣传抗日，引导青年参军参战投入革命，起到很大作用。为此引起当局极度恐慌，特务与宪兵于民国34年秋某夜将编印社查封，负责人杜学知、万里皇(民盟盟员)、徐金生(中共地下党员)等被撵出天水。

　　后有“陀罗书店”、“青年书店”发行进步书刊，先后又遭天水县政府查封。此后又有“世界”、“联合”、“成纪”、“达兴”、“天中”、“建中”等书局相继开业。

　　话剧、戏居、电影、画展、音乐、书刊发行等文化市场的拓展，对天水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们不仅看秦腔，还用秦腔调编抗战剧目，也去欣赏北京人的京剧、河南人的豫剧、学生娃的话剧和电影;街上出现了三轮车、留声机、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人与人见面时由抱拳改为握手，男女可以同行了。随着近代生活方式的兴起和旧观念的转变，服饰也开始由过去的拘谨保守、等级森严逐渐向美观开放、舒适方便等方向发展。　　抗战的爆发，也给天水注入了新文化的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