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阆中，是大西南伏羲文化的传播带

2025-12-01 来源：浏览量：

阆中，是大西南伏羲文化的传播带

●王钰

　　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本源文化，华胥氏是伏羲之母，是她培育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始祖伏羲氏，所以后人追根溯源便把华胥氏作为最早的祖先。《列子》中记有“轩辕黄帝梦游华胥国”的说法，《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记》《太平御览》《诗纬·含神雾》《潜夫论》《孝经》《拾遗记》《路史》《通鉴辑览》《尚书》《山海经》《周易》《左传》《汉书》《淮南子》《礼记》《风俗通义》等等都有华胥氏、伏羲氏的记载或他们的影子。“华胥氏履大人足迹”，“巨人大脚印”或“青虹绕神母”而怀孕生下伏羲，这当然有些是神话，但以传说神话说明当时处在原始时期的母系社会时代，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才托辞“大人足迹”，或“青虹”，华胥氏所在的部落正是《列子》所说的华胥之国，古人因为深感华胥氏养育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之恩，人们对华胥氏的长期怀念，于是便产生了华胥、伏羲文化研究。

　　但问题是华胥氏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基本位置?如果将华胥氏有个基本定位，那么伏羲氏的问题就容忍而解了。

　　找到了华胥之根就等于找到了伏羲故里之根。

　　“华胥之渚”史学界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有陕西蓝田华胥乡，华胥渚等之说;有河北新乐境内的伏羲台、葫芦头、金水河华胥渚之说；有河南的陈州和四川阆中之说;有甘肃秦安莲花镇“华胥之渚”之说，还有东面的《中国太湖》之说。

　　就连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只说了一句话“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最近，我们天水的10多位同仁应邀来到四川阆中参加伏羲文化的实地考察和研讨会，也看到了一些有关华胥氏、伏羲的遗迹和遗迹中出土过的一些古实物，耳闻了一些民间传说，又给人一种新的启发和体会，感觉到伏羲文化在这里有着一定的存在和“开花”，也有着一定的理由和道理，但我们并没有肯定其内在的问题所在。

　　阆中的学者依据南宋罗泌的《路史》曰:“居于华胥之渚”而注释为“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今阆中渝水之地。”《山海经》上也说:“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少皞，传说太嗥之子)，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以上说的是巴蜀人的祖先，推论伏羲也是巴人的祖先，华胥氏族一脉相传在巴蜀，有人疑为阆中一带。最为典型的是考古专家王献唐先生经多方考证，伏羲出生在阆中，因伏羲的母亲华胥氏生活在华胥水边，因好奇踩了雷泽的大脚印而怀了伏羲。

　　尤其据《山海经·海内经》载有的：“西南”“巴国”“太昊”，“后照是始为巴人。”。意思是说伏羲的重孙后照生顾相，回到阆中始为巴人,巴人分别以龙、凤、虎、蛇为氏族图腾，称龙巴、蛇巴、虎巴、凤巴，分别建有龙巴庸国、凤巴蜀国、蛇巴濮国、虎巴彭国。伏羲作为“有大智”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践行者，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再翻阅了一些资料表明：如：《遁甲开山图》载：“仇夷山，四面绝立。彭池、成起皆西土，是伏羲出生处。”，《汉·地理志》载：阆中有彭道将池，东西二里，南北约五里，即南池也，在城南十里;《后汉书》也载：巴郡阆中县南有彭池。

　　东晋常璩(qu)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华氏“阆中有渝水”;明·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注：“所都国有华胥之渊，乃阆中渝水也。”;北周宇文护《周地图》解释：“阆中水即渝水。”

　　明代《览胜》云:“彭池，即今南池也”;成书于公元509年之前的《益州记》也说：南池在阆中县东南八里。

　　清道光川北道台黎学锦作《保宁府志·序》载：“夫阆中渝水，为华胥之渊，伏羲所都”。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也认定华胥氏在阆水之畔孕育伏羲;秦汉时期阆中的“慈凫乡”就是华胥故国。其理由是：

　　阆中的邢家山西南两公里的长青山梁上，在秦汉以前就建有宏伟的伏羲殿，殿中塑有魁伟的伏羲像。

　　在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灭先王之迹，废先王的后人尺寸之封时，当地人为保留对伏羲的纪念，而又要回避秦朝苛政处罚，将伏羲倒读异写为“慈凫”。

　　现该地取乡名曰“慈凫乡”。

　　另外，仇夷山东北十多里，与蚕丝山相连的山头叫“皇娘包”，西南半山腰，有个大古洞“灵城岩”。周围的人们世代传说，大洞下还有“伏羲洞”，华胥与伏羲母子在洞中相传曾住过。相传女娲时一次大洪水的泥沙掩埋洞口，后世之人不知其内情。

　　阆中伏羲文化研究会杜春龙会长说：他多年研究并与省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论证认为：在阆中已找到了四面绝立的“仇夷山”、“华胥之渊”、“华胥之渚”以及伏羲教民渔猎的实证，他还认为：伏羲出生在阆中已逐步达成共识。同时，他还依据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被誉为“地方志鼻祖”的《越绝书》记载：“华胥之时，以石为兵(兵器)”，阆中早年出土的大量石斧、石矛，正与这些史料记载吻合。

　　四川的学者还认为：伏羲出生地就在阆中，其理由有：《路史》记载“《古今通论》：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岳之域，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昆仑即青藏高原的万山之祖，其南方五千里，即四川盆地中部，圣人即伏羲，伏羲出生于阆中“皇里垭”。据有关资料报道：四川盆地其核心区域称作“扬子克拉通”，是世界上为古老、稳定的陆块之一，其地下的岩石(如坚硬的基底岩层)就像海神针一般，盆地内部海拔仅200~750米。《山海经·海内经》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黑水即嘉陵江，《华阳国志》巴志中“黑水江汉为梁州”，指嘉陵江与长江上游和汉水流域为梁州。嘉陵江中游的盆地中心叫都广之野，华胥国约三百平方里，为天地之中心(故阆中为三个中心之地，古城有中天楼)。素女即“华胥”。

　　四川大学综合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邱述学考证：“经典记载，华胥氏，上古素女，部落首领，孕育伏羲诞生阆中。”

　　中南大学黄石的研究结论：“现代人的祖先(除非州外)起源于东亚西南。”

　　创建华西医院的美国人约瑟夫到四川考察后，也认为四川是人类的伊甸园，苏美尔人的祖先生活在四川。在神奇的北纬31度、东经106度，风景如画的嘉陵江穿越万山奔腾南来，在此与两岸的大巴山、剑门山，山环水绕，山水呈奇特的“太极图”形。

　　嘉陵江三面环抱举世闻名的阆中古城，古城东南十里左右，江对岸的山呈粗大而尾部分岔的“一”字形。

　　四川的学者还认为：至于“仇夷山”，也称“仇池山”，阆中的四周都是河道，南北是宽阔水面，河道及水面统称“仇池”。仇夷山南的平坝为古河道和宽二公里多的湖面，也即“南池”。仇夷山及周边地区，即：就是远古时期的“华胥之国”，因而有伏羲之母——“华胥之渚”了。

　　宋代《路史》载：伏羲之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记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之地也……生于仇(qiu)夷，《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处，地与彭池、成纪皆西土，长于起城(今秦治成纪县……起纪本通用)。“上世妃后之国，华胥氏，伏戏母，国在阆中。”《路史》的“路”即“大”也，即最大的历史跨度的最重大事件的记载。渝水：渝者，多变也。“仇夷山”东南的御河村有个“御河湾”，御河实为“渝河”，即“渝水”。《周地图》解释说：“阆中水为渝水。”即《路史》里明确指出华胥居于阆中嘉陵江的深渊边小岛旁，在此建立了由她领导的“华胥国”。“仇夷山”不与其他山相接连，而四周是河流，河水长期冲刷而崩塌，多悬崖峭壁。明代名臣曹学全：“仇夷即仇池”，所著《蜀中名胜记》指明：“仇夷在阆中城西南十里的嘉陵江边。”(“西南”为“东南”，实之误也)。仇夷山与仇池山是在同一地点(仇池与著名的彭池、成纪名并列，山必然很高大，山上不可能有著名的大池，定然是山在水中。)。伏羲出生于仇夷山，少年时迁到阆中的“起城”生活长大的。

　　四川的学者还说：阆中古河道的主河道水从北向南流，至白塔山遇阻东转，冲向梁山，遇阻后江水南流，又遇三台山阻挡后，反向西北冲向“妈皇山”，西流到“皇娘庙”南湾。与“妈皇山”西面的古河道支流(从马哮溪流向南在邢家山西南角分流向东流)的江水，与“皇娘庙”南相遇，交汇形成迴流漩涡，因长年的冲刷，造成较其他地方河床更低，形成了深渊;因此，这里就是著名的“华胥之渊”。

　　“华胥之渊”西北约70米、皇娘庙之西40米左右、紧挨着“皇里垭”，周围被原有的古河道C形环绕的邢家山，即“华胥之渚”，也就揭开了神秘的“华胥之渚”面纱。

　　四川的学者带领来自全国的学者走访了皇娘庙、皇里垭、人皇湾(沟)、伏羲地，妈皇湾、蚕丝庙、雷公嘴、华胥之渊(地)、华胥广场、白塔山等地考察，并听取了他们的详细讲解，观看了出土的新、旧石器古人劳动工具，说明远古人类的确在这里生活过，或者说留下了足迹。

　　这就不难看出，伏羲出生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史学理论学说，有着不同的史学研究和不同的说法，不能不作轻易的否定，应该包容地、相对地看待问题，一个地方有着它的地域文化的传承，应该尊重本地文化的传承。比如，就我们天水来说，以天水为核心的渭河中上游一带就有几处伏羲的出生地，“生于仇夷，长于成纪”的陇南市西河县之说，成纪故里的平凉市静宁县之说，伏羲生在甘谷县古风台之说，伏羲画卦的麦积区三阳川葫芦河上游之说;秦安县显亲川(叶家堡)和莲花镇“华胥之渚”之说等等，这些足以说明伏羲出生地在争论，而不是具体化。

　　同时，也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出，“华胥氏履雷泽而生伏羲”的神话资料较多，对推崇古圣人的成分越多越高，其文化载体的历史厚重就越神秘而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远古文化，远古人物”的研究，离不开传说甚至神话，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文字，也没有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传世信史，难免在口头传承中会产生差异，甚至神化英雄人物。当然，我们相信这些传说和神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它的原型的。因而，创造“华胥氏”、“伏羲其人”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轻意否定他。对伏羲生于“华胥氏履之迹”的地域文化传世之功就越显得重要和地位的高大，价值也就越大。

　　所以，过去我曾写了几篇有关研究伏羲的生地笔墨较多，而对“华胥之渚”受感孕的笔墨几乎冷谈。如果说“伏羲是华夏民族神话中最早的祖先英雄，那么华胥氏就是华夏民族的祖母”。华胥氏“所居于雷泽履大人之迹”的神话传说，也是学者所寻找依据的一个启示认知课题。所以，我们不必在弄清“华胥履大人之迹”的具体地址，也不必弄清古人代代口传地域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及考究，但什么事情也有一个“圆”点，围绕这个“圆”点而论述就不会离题太远。

　　笔者认为：甘肃天水的伏羲文化与四川阆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并有着共同的认知。天水的“羲皇故里”无论从史料上占绝对优势(这里便不多罗列史料来论证)，还是从规模上已形成了“大气候”，又有着大地湾的印证或对接，并有着相传伏羲画卦的卦台山，应该说伏羲文化或故里应以渭水流域为核心，为中心，为启源点。伏羲部落在东徙中辐射各地或者大西南，当然不能否定阆中的伏羲文化的传承和灵魂存在。阆中，应该说是伏羲文化古今的“传送带”，或者说是传播的“大枢纽”，天水、阆中在传承伏羲文化中应携手并进、宏扬。

　　在这里：我曾考察过彝族人的文化之根在伏羲文化，也就是说西南的彝族文化实际上是伏羲文化。那么，问题来了，可以说西南文化之可以说是伏羲文化，应从这个理论来说吧，彝族文化凸显了大西南文化之根，透视出大西南文化之根是从伏羲文化之本而来，这是一个“缩影”。

　　我曾翻阅某图书馆古典库里存的《西南彝志》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其<志>里说：“羲生九子，九子治理乾坤。”可以这样认为，伏羲有九个儿子，分为九支，伏羲生的第九个儿子就是“希姆遮”了。如果“希慕遮”是伏羲的后代。“希”字就是伏羲的“羲”了。汉文在口传彝语时以音记字的，音同字不同，是因为在传承过程中只重“音”，不重“字”，但实际是一样的。一是彝族人起名，后裔名字连接前面一个字，原中共中央党刊《求是》杂志社总编王天玺编的《中国彝族通史》，在序言中说到父子连名谱的问题，从“希姆遮”到“笃慕”，其特点是父子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儿子名字的笫一个字，伏羲的最后一个字是“羲”字，也就是彝族人的始祖“希姆遮”的第一个“希”字，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伏羲与彝族人的始祖——希姆遮之间的关系，即: 伏羲——希姆遮——遮窦古——古珠施——施雅黎——黎雅洱——洱轨乍……，按理推此，希姆遮的父亲就是——伏羲了。

　　由此，彝族就是伏羲的后裔，寻到了根就有了源。。

　　如果伏羲文化产生在天水的渭河流域，而伏羲的第九个儿子“希慕遮”部落在向东南迁徙时，将“羲”演变为“希”了。

　　彝族的最古最早的起源点就在渭河一带，“希慕遮”先是迁入四川，然后再到贵州、云南、湖南等地。也就是说，先在渭河流域开启彝族文明，后来才融入长江中上游文明的。中华文明源头是多元的，渭河是黄河流域的支流，属于黄河文明，彝族文明今天虽然属于长江中上游文明，但最早的文化起点是渭河流域一带。

　　伏羲，是彝族最古最早的祖先，那么伏羲文化作为彝汉文化的主脉，彝汉文化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在彝汉文化上的差异。

　　彝族文化的天文历法也应用先天八卦，它的根脉在伏羲八卦。彝文的《龙书》可以表明，所谓的《龙书》是伏羲文化《河图》和《洛书》的传承，是“联姻”关系。因为《龙书》把阴阳、八卦、天干、地支、五行象锁链一样用彝文进行表述，彝族的十月太阳历继承了伏羲的先天八卦，成为易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所以说，彝文化与伏羲文化是同源的，尤其是先天八卦，彝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已的独特文化，虽然文字不同但内容总离不开伏羲文化的影子。

　　《龙书》其根源，也是“龙根文化”?龙根实际上是“大蛇”文化。

　　彝族人崇拜“大蛇”与伏羲文化有关。世界上没有“龙”，“龙”的前身是“大蛇”，“龙”是各种动物的“复合体”。伏羲部落的图腾是“大蛇”，其庞大的部落在向东南方向边斗争边迁徙之中，吞并或兼并了其它图腾标记，收取马尾巴、鱼鳞、虾须、鹰爪、麒麟头……各部位嫁接“大蛇”身上，“蛇”变为“龙”了。

　　彝族人为何崇拜大蛇?对蛇敬奉为“神”，而在彝族人的寺庙、达官贵人的墓碑上，从参观考察可看到雕刻和雕塑着既象“龙”又象“蛇”，为什么?这就联系到伏羲文化之根的“龙”文化，又追溯“大蛇”文化，“蛇”是“龙”文化之根。所以，这是一个佐证。

　　彝族人的“火把节”与伏羲创立的“钻木取火”相似，实际上与伏羲文化的“钻木取火”有关联，我可亲眼看到举行“火把节”的古老传统仪式，人们从山林旁用一种石块摩擦“火绒草”，取“圣火”而隆重地迎护“圣火”的情景，亲身领略到了真有伏羲“钻木取火”其事。后来演变为祭祀伏羲的一种隆重仪式，但随着时间的又演变，现已成为另一种误乐形式。

　　伏羲的刻划书契也是彝族文字的“根”文化。笔者曾得到彝文《宇宙生化》、《赫章彝学》等几本彝文书籍，彝文虽然汉人大多数根本看不懂，但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会引起人们的着重关注，那就是彝文、汉文都是“方块字”，汉字是表意文字，虽然彝文是音意结合的音节文字，但彝文也是方块字、与汉文的造字规律基本相同，可见彝文、汉文是同根的。

　　总而言之，伏羲与伏羲的第九子“希慕遮”是父子关系，是彝族父子连名的重要文化特征。彝族与汉族，是同根、同源、同宗、同祖的。

　　由此，可以印证彝族文化追根溯源，还是汉文化——伏羲文化之根，同时也就印证了大西南文化的伏羲文化的传承载体。

　　彝族人与汉人以伏羲为代表的汉文化是同祖同根同源，血脉相通，依山带水，山水相连。因而可以说彝族文化之根在于汉文化，彝族在传播中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

　　“一叶知秋”，彝族文化可透露和印证出大西南汉文化的传播，伏羲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远古文化的研究是多元化的，格局大，范围大，从宏观来讲，其核心而是成为远古根文化的本体的总和，成为“一体化”，才能挖掘、整理、开发、研究、宣传、弘扬、继承这一文化，对于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倡导“一路一带”文化、经济、交流和友谊才才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伏羲文化(包括华胥氏)是时代的精神，是时代的民族大团结的又一个图腾标记，应该尊重其它地域文化的传承和精神。

　　我认为：四川的阆中有大量的伏羲文化的遗迹和民间传说以及史料，这也不难怪，也有其中的道理，因为阆中是伏羲文化向大西南文化传播的“输送带”，或“大抠纽”。阆中，也有人说是伏羲文化或历史传承文化的一个“门户”，一个“窗口”，一个“扩散站”，一个大西南的“驿站”，途径之地，或者说是“转道点”，是向大西南传送的“转运站”，也是“一带一路”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大背景，大格局。

　　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可以说伏羲是一个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时期，伏羲，是一个符号，是一代代的伏羲而构成了一个个伏羲的传统符号，伏羲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代人创建的“伏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