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的悲剧究竟缘于何因

 王钰

　　从文帝14年到武帝元狩4年(公元前)，前后47年中，李广曾担任过朝廷的中郎、武骑长侍、卫尉、郎中令侍等官，在地方曾担任过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右北平、雁门等地太守。

　　文景之际，除辽东、辽西之郡外，李广曾担任北方各地的边郡太守，在北部漫长的边防线上，李广将兵屯驻，与匈奴日以合战，“皆以力战为名”。在右北平时，“广在郡，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汉书·李广传》)武帝时，李广曾参加过数十次重大战役，以善骑射闻名于世;以深谙兵法有勇有谋;以独特的治军爱兵如子，深为“士卒亦多乐从广而苦积不识”。司马迁笔下的李广戎马一生，驰骋疆场，为抗击匈奴披肝沥胆，屡战功著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但李广的最终命运却悲剧一场，正是他自己所说：“而广不人后，然无寸土之功以封邑者，何也?”星象家王朔与李广闲谈中得到的答案是“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者也。”因李广在陇西任太守时，羌人反广诱而降之，降者八百余人，把他们全都杀了。

　　难道造成“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和最终自刭的悲剧真是“祸莫大于杀已降”吗?但以此解释纯属附会之辞。

　　最近，笔者翻阅了一些资料，对李广的功勋评价都基本一致，但对李广造成的悲剧众说纷纭，选自《甘肃历史名画传》的张尚瀛先生“西汉飞将军李广”与黄英先生“李广之死的发微”的文章均认为：李广的悲剧和难封的问题，只因是李广早年接受过梁王刘武所授的“将军印”的缘故，一直得不到朝廷的封侯，最终落得自刭身亡。黄英先生还认为接受梁王刘武的将军印是“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李广糊里糊涂接受这颗将军印，不就是接受了一枚定时炸弹吗?”黄先生还用宋代苏东坡批评《贾谊论》的“志大而量小”方法，评价李广的悲剧与贾谊不尽相同，性质相似，将贾谊移于李广，当不失大谱，又批评“既忠实诚信，宽厚得众，又心胸狭隘，阴险狡诈，不择手段;既壮志报国，立功心切，又不好好读书，忽视政治，抱定技术至上和单纯的将军观点不肯放手。”李广“授印”。李广一生难封，但此种说法不太恰当。

　　我们还是从李广自刎疆场的最终悲剧来考察，李森林教练的《缅怀先祖李将军》一文，认为是“大将军卫青恐他年老力衰抵挡不了匈奴主力，因此将他调到东路。”徐文海先生的《将军故里忆将军》一文认为：“卫青想甩开李广独贪大功，便把李广的部队从前锋调往右翼。”天水作家李益裕著的《民间故事选编》中的一文“卫青陷李广”中说：“卫青想亲自领精兵追击单于，夺取头功，就令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出兵东道……可是，功利熏心卫青怎肯将头功让给李广，以李广年高体迈，恐失良机为由拒绝了李广请求，不让他当前锋。”佛石先生的《一个武将人文悲剧》一文也认为：“李广本可以先捉到单于，很可能获得个头功，但是，气量狭窄的大将军卫青怎会把这个机会拱手让给李广?”1986年的《天水市志通讯》中的冉从伯先生《汉代名将李广》一文曰：“卫青也有失战机，不得不横渡漠南归，后来怪罪李广有误军机，交廷尉对质，李广才自刎疆场”云云。

　　无论是卫青“恐他年老力衰”，还是卫青“独贪大功”，或卫青推脱责任，逼广自刎，都是由卫青一手造成的，但卫青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呢?

　　李广的悲剧正如黄英先生所曰：“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但笔者反复阅读史料，不难从中发现实质性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在《读人史记·李将军列传》一文中所说：“卫青出于个人私心，想让他的朋友公孙敖打前锋，以便让他有机会得以立功封侯。”那么，卫青为何要让公孙敖有机会以立功封侯呢?韩教授却未阐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根本答案应从事物内部去寻找，当时的统治者内部矛盾是尖锐的。武帝前，主要表现在中央藩王势力的斗争;

　　武帝后，外戚势力抬头，同一般士大夫阶层形成尖锐对立。李广自然也逃不脱这些斗争的冲击。元狩4年的漠北之战，李广经再三请求，武帝才准他做前将军。但当大军出塞发现单于王庭后，卫青却把广并入右将军，使其合军出车道。这一调整不但使李广失去了杀敌立功的机会，还造成行车迷道，错过与大军会师的日期，最后壮志未酬，自刎疆场。他没死在同敌血战之中，却被大将军卫青迫于自杀。

　　那么，卫青为何要这样做?

　　卫青“是时公孙敖新夫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将军广。”

　　原来卫青想私下成就公孙敖，因卫青受宠前，皇后因妒其姊而逮捕了他，欲置于死地。“其友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才免于一死，卫青想报答救命恩人公孙敖，而李广成了牺牲品，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统治阶级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最终未逃脱悲惨的命运。相反，“及死之日，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作者简介：

　　王钰（笔名：覆盆子），甘肃天水市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供职于甘肃天水监狱。

　　近年，出版文集《笔走大墙内外》、长篇纪实小说《25号监舍》、中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岁月》、发表中篇小说《九花》，主编《神农山与神农文化》，发表论文《青少年纹身初探》、《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矫治对策》、《伏羲、人类监狱发展史的肇启者》等十多篇，论文代表作《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砖雕图小考》、《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教育改造罪犯尝試》、《以儒释道的思想精华教育改造罪犯“道德观”》分别被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天水市社科联等评为“金剑文化工程”优秀文章二等奖和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部颁发银盘一个,10多家社科单位收编《文库》、《丛书》。

　　其散文代表作《祭父》、《祭灶》、《难忘的龙南》等分别发表在《散文世界》，《东方散文》、《中华散文竞赛大观第三卷》中，并获得中国散文大赛优秀奖。

　　现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作家协会、天水市作协会员等。天水杜甫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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