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戴绿领带声援学生 校长就绿领巾道歉

　　主持人：

　　其实我作为一个从教师家庭里走出来的一个人，我愿意理解刚才校长所说的一切，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她所说的一切。但是对于校长以及这个学校的很多老师来说，可能要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出来之后你说是非常好的出发点，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都反对，这是第一个要思考的。第二个就是，是不是出发点就好就一定这个事情就正确了，其实我们中间的很多伤害都是由很好的出发点所造成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因为爱就很用力地拥抱自己的孩子，搂抱自己的孩子，最终形成了一种窒息，你觉得这种好的出发点的爱是爱还是害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是从批评的角度，像魏英杰 (微博)，专栏作家就说：“这条绿领巾像一堵无形的隔离墙，把孩子分成两种人，并在他们的心灵埋下恨的种子，爱的教育被漠视了，恨的教育在肆意生长，最终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接班人恐怕不难预见。”

　　但是也有另外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又表达了他的困惑。“虽然我也不认同绿领巾，但是舆论对于绿领巾这么大的反对声，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惩罚的界限在哪里。好像现在舆论是容不得对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半点惩罚式的教育的，学校和教师稍有半点儿惩罚之举，比如哪怕只是批评几句，或是罚站一下，便会招来一片骂声。很多老师都跟我聊过，舆论过度保护孩子，让他们非常茫然，不允许半点儿惩罚，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了。”

　　是，这个时候他又引出A面和B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给孩子一点挫折教育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电话采访：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劳凯声：

　　正面的强化和负强化两种教育方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说，在实施负强化，也就是批评的、否定的、处分的方法要特别谨慎，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人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的基础上来帮助他们、要求他们。那么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的目的，但是这种标签式的做法很容易最后被解读成为就是一种按好坏来做的分类。最终，我觉得我们的任何一种教育的措施、教育的方法还是要看它的效果，也就是说它对孩子来说，它是起到了正面的促进的作用呢，还是对孩子的发展起了一种损害的作用。

　　主持人：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让我感到最沉重的恰恰不仅仅是这一个学校的做法，而是众多的学校，甚至说是我们教育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包括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头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总想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把这个学生分成好学生、差学生，但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最后演变成用学习好来评价，那我也有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宅心仁厚，非常棒，你去怎么评价呢？另外，人是复杂的，在80年代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性格组合论》，它教给我人不是分成好人和坏人，每一个人都有好和坏，看你激活的他什么。我自己在上小学、在上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好学生，但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好的学生，但我幸运的是，我身边所有的老师在我不好的时候依然鼓励我，让我渡过那个难关，最后慢慢的成长。难怪有人说，每人回想自己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真的是这样吗？那涉及到“绿领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点反应过渡了呢？来，我们接着往下观察。

　　解说：

　　在上海闵行区实验小学所有一年级小学生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光荣和喜悦，因为他们即将加入小红星儿童团，而仪式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佩戴上象征着祖国的小苗苗的“绿领巾”。

　　电话采访：

　　上海闵行区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熊梅：

　　我们所有的学生从入学仪式当中他们就认识了四年级的小辅导员，在整个9月份、10月份到12月份入团之前他们就会接受新一级的学生对他们有关一个小红星儿童团前期的辅道和培训，最终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全体的入学学生会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一年级入团仪式，来庆祝他们光荣成为一名儿童团员。

　　解说：

　　在上海和少年先锋队组织一样，所有的小学里也都有一个小红星儿童团。儿童团里孩子们被看作是少先队的预备队员，所有新入学的新生们都会统一加入到儿童团里，直至第二年的少先队建队日时再统一换领红领巾。加入到这个组织，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荣誉。

　　熊梅：

　　在12月4日那一天举行一个正式的入团仪式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所洋溢的笑容应该说是非常醉人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很好，就是很渴望自己尽快加入这个组织当中。

　　解说：

　　上海首创的“绿领巾”制度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从1986年开始的组织改革探索工作，到今天已经实行了26年，甚至现在这些佩戴着绿领巾孩子的家长们都有着佩戴绿领巾的经历。作为小学生的必经过程，上海小学校里的绿领巾从来没有被当作划分学生好坏的标志。

　　熊梅：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起点，我们不会因为说孩子他的学习或者他各方面的表现不好，然后就会是分成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这样子入团。我们就是会根据孩子不同的起点，然后去鼓励他，最终呈现的形式就是在12月4日那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佩戴上期待已久的红领巾。

　　解说：

　　而当上海的“绿领巾”组织模式被全国其他省市开始仿效时，不但绿领巾的外形被改变，佩戴绿领巾的初衷也被改变了。面对各地出现的绿领巾、粉领巾，在2004年，团中央就明文禁止，并下令全国彻查这些变色红领巾，再到今天西安出现的为了激励上进给差生戴上绿领巾的事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美好的绿领巾变了味？

　　主持人：

　　上海和西安这所小学看似有些相同的做法，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西安这个小学里，一个团队里有一部分是戴上了红领巾，另一部分戴上了绿领巾。而在上海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全戴绿领巾，然后一起去更新变成红领巾。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公平和歧视是否存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当成好孩子，你把他真当成好孩子了，最后他可能就变成好孩子了，但你你要真把他当成了坏孩子，最后他可能就真就变成了坏孩子了，这一点恐怕教育的人要思考。

　　那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机制研究分会的秘书长施进军也说：“教育方法可以创新，但是要旗帜鲜明的反对‘伪创新’，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提醒注意有四种形式是很常见的侵犯学生的现象：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二，歧视、排斥后进生。三，非法限制自由。四，乱收费、乱罚款等等。”

　　那么说回到领巾的问题，刚才短片也说到了，除了红领巾之外，其他颜色的领巾都是有问题，其实是处在被反对的过程当中。那么红领巾本是否也有改革的空间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