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更成了华夏文明与西域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西方把古代敦煌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古代中原人士则把越陇坂至陇右看作离乡去国步入边塞的开始，一旦出了玉门关便完全置身“异域”了。这完全不能从政治学的意义上作解释，却恰恰可以窥见这个地区在文化地理上作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域文化过渡地带的鲜明特色。美国学者谢弗曾对唐代陇右“首府”凉州作过这样的描绘：“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唐代的外来文明》）作为一个“典型”，我们正好借用它来概括说明多民族混融的陇右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开放特质。而这些，又正好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陇山东麓的泾、原诸州（今甘肃泾川、平凉一带）为关中通河陇的交通要道，王昌龄等至此，所见“西临有边邑，北走尽亭戍”（王昌龄《山行入泾州》）、“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便感慨于“居人只尚武”（喻凫《晚次临泾》）、“所嗟异风俗”（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杜甫安史乱中寓居秦州，目睹“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杜甫《秦州杂诗》）的民风民情，不禁为西塞的安危而深忧。秦、原以西，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形态也发生着从农耕为主向农牧兼重的过渡，社会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比重愈大，“胡风”“胡俗”亦越见浓郁。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观凉州赛神》，对“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和“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热烈场面的描摹，让我们对此地农牧骑射民情有更直观的了解。元稹《西凉伎》里那“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歌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缭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画面，尤能传达出胡汉文化融汇的斑斓氛围。“胡腾本是凉州儿”，西域乐舞的扎根凉州并进而风靡天下，与陇右边塞诗歌的成就、影响，恰恰是同一文化底蕴的产物。生性好奇的岑参，对此最敏于感受，作了最生动、多侧面的记述：

      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武威送刘单判官》）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玉门关盖将军歌》）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敦煌太守后庭歌》）
      室内瑰异的装饰，美人秾丽的服饰，热烈奔放的舞蹈，少数民族组成的歌队，宴席上异奇的器皿，内地所无的种种美味山珍——交河的葡萄佳酿未饮已醉人，西北高原的牦牛整个儿烤得香喷喷，大戈壁里的野骆驼烹成别具风味的驼酥驼羹……这一切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陇右西疆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它在中华文化的图卷上增添了别具异彩的画幅，足以使一切史传的记载相形失色！这又何尝不是陇右多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在边塞诗中构建的独特审美境界！

       （本篇转自《中华诗词》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