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红军战士长征在四门罹难、遇险记

（ 来源：天水在线荣芳博客http://blog.tianshui.com.cn/?uid-35525-action-viewspace-itemid-83446）

汪中琦（84岁，中共地下党员） 

   1936年10月9日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左路）经过甘肃省武山县四门地区时，虽然只有两天，却发生了六起大事。其中被清乡队和地痞流氓杀害的有三起三人：一起发生在柴家山，杀害红军一人；一起发生在兰家屲和西堡子交界的大沟下，杀害红军一人；还有一起发生在禄家坪的九棵树，被杀者为该村村民胡丑娃，不仅挖掉了眼睛，就连鼻子、耳朵、舌头也被割掉了。反动派为什么要对胡丑娃采取如此毒辣的手段呢？据当地群众讲，主要是因为胡给红军当过向导，反映过村上富人的情况，直接触犯了本村清乡队长禄万钟（解放后定为地主分子，土改时已镇压）的切身利益，所以才遭到清乡队带有报复性的杀害。其他三起事件的具本情况是：

第一起，10月8日，红军从王深坪经过侯家堡村时，我是在该村外婆家的打麦场上全程看完的。大部队过后，听人说：在村东南角一块大地的僻背处有人正在活埋一个红军。我好奇的跑去一看，果真有一个红军战士在紧紧地被捆绑着，几个人正在挖坑。我害怕了，赶快回来将此事告诉了外婆。直到第二天，又听外婆说：“那个红军在昨天晚上就偷跑了”。究竟是活埋了还是偷跑了，十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直到解放后，才听人说是被侯堡村村民侯成玉放走的。侯成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和那个红军战士既非亲，又非故，当时在那个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敢放走一个被国民党号称“匪帮”的红军战士吗？据当地至今还健在的孙骏骐等老人讲：那位红军战士确实是被侯成玉放走的。这个情况直到解放后，在土改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地政府对此事做过认真的调查，但都没有提出异议，认为那位红军战士就是被侯成玉放走的。

第二起，当宿营红军离开我村西堡子时，有五位红军战士被汪锁锁等人捉住后正准备要活埋在堡子内的枯井中后把财物据为己有时，被村上的汪正江发现后立即告诉给当时当地认为德高望重的我伯父汪浩。我伯父也是一个刚从虎口逃出不久的人：1930年（民国19年）4月回军马仲英的一部从岷县马坞进驻武山南部四门一带后，横行不法，滥杀无辜，奸污妇女，只在窑儿下就杀害群众70多人，在西堡子先用烙刑把我爷爷活活烙死后，又把我伯父的胸背大面积烫伤，后经治疗生还。短短六年后，当他看到驻扎在我村的红军时，虽然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什么叫革命？什么叫长征？什么叫红军？尽管一概不懂，但他从红军不扰民，不图财害命，不奸污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中，感悟到这是一支与马军完全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正义的军队，为民的军队，能够就成大业的军队，应该保护，应该相救。如果把他们杀害了，必定两败俱伤，杀人者一定要偿命，对地方也不利，于是他毫不忧虑地发出“谁要活埋红军，我就要活埋谁”的严正警告。当追究此事时，那几个人通通被吓跑了，五位红军战士得救归队了。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拯救了五位红军战士，也挽救了汪锁锁等人，保护了地方平安。

第三起，有位名叫徐家贤（小名徐六子）的红军战士，贵州省石阡县人，因病掉队后行乞到我家磨房时已疲惫不堪，还急于逃命。当时经营水磨的我父亲汪澍问明情况后说：“东边有国民党的保安队，不能去，如果西去也很难逃脱滩歌镇镇长庐弘的毒手（解放后已镇压），听说那个人一见红军就杀，毫不留情，还是在我家躲一躲，等风头过后再走”。这对一个惊魂未定，生死即卜，举目无亲，无人视顾的流落红军来说，正当他昂首问天天不语，望云挥泪泪将枯的时候，竟然能听到这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诚言挽语，怎能没有一个重见朝阳，笑看暮霞的感受呢？走投无路的徐家贤暂时住下了，但时间不长，各地又要清乡，专门清理掉队红军。徐家贤虽然被我母亲藏在康家的油坊里，还是被清乡队员汪向娃等人捉住了。我父亲深知被清乡队抓走，肯定凶多吉少，有去无来，于是他慌称：“这是我雇用的下苦人，没有问题，有问题我担保。”我父亲和汪向娃本来就比较熟悉，加上我伯父汪浩和三叔汪瀚的影响，就把徐家贤具保释放了。这时老徐的心才踏实了，决心住下不走了。从此，他就把我家当作他的家，把我父母当作他的救命恩人，日日相伴，不敢远离；我父母也把他当作我家的人，吃着不掏钱的饭，穿着不掏钱的衣，干着没报酬的活，整整和睦相处了10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曾说：“老徐，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老徐说：“路途太远，交通不便，花费又大，准备在这个地方安个家算了。”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在兰家屲找了个对象，于1947年结婚后才离开了我家。解放后，听说在政府的帮助下，徐家贤终于回到他阔别20多年的贵州老家与亲人团聚了。

徐家贤在我家获得了新生。我们也从他的坎坷人生和他讲的许多长征路上的动人故事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获得了珍贵的精神食粮：首先，红军为了抗日救国，在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下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边战边走，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无疑是激励我在白色恐怖下，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在1951年土改中，我家定为地主成分，父母亲定为地主分子。在研究斗争地主的会上，有人说：“汪澍虽然是地主分子，但他保护过红军，有功劳，不能斗”。当时还住在兰家屲（与我村是同一行政村）的徐家贤也向工作组和村长兰生山当面说了许多公平正义的好话，我父亲不仅没有被批斗，反给保留了一座最好的主房。成为当地唯一留下主房的地主家庭。再则，父辈们在逆境中临危不惧，见义勇为，拯救六位红军战士的义举，成为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一则小故事，在当地群众、特别在70岁以上老人中至今还广为传颂着。当我们后辈看到这些回报，听到这些赞誉和称颂时，能不感到骄傲、自豪和光荣吗？这种精神的力量永远激励着我们不论在多么严酷的环境下，都能像先人们在艰难的长征路上呵护红军战士那样，呵护人民的利益，呵护党的利益，呵护国家的利益，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奉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