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中心小学开展党的工作，夺取学校领导权。经过张维嶽、唐兴和我几次谈话，当了解到我有入党的要求后，才对我说：“镇公所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能把学校领导权再掌握在我们手里，那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来完成。从此以后，尽管时任四门中心小学校长的郭静山（三青团的区队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我在蓼阳小学上学时的老师，但在情感上从此却渐渐的有所疏远，隔阂也逐步加深了。郭静山也经常对我含沙射影的讽刺中伤，说什么“我知道你是普师毕业，我是简师毕业；我是校长，你是教员，这还不是柳木的山神爷用的檀香木的判官吗？”斗争逐渐公开化了。当时我对周围环境进行了分析，总认为倒郭有一定把握：一是1948年和我同时入校当教员的有我在小学、初中、师范时的同班同学汪桓和在陇西师范同校、同届的简师毕业生汪兆华，冯进祥，他们都住四门街上，工作比较好做；二是我的堂弟汪中瑚在校任教多年，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三是社会上层我的亲戚较多，必要时他们是会出来为我说话的；四是武山县长柴庆荣是我上陇西师范时的语文教师，对我比较了解，必要时我可以利用他作为我的“靠山”。于是我和汪中瑚商量后把倒郭的意见告诉给了汪桓等人，他们都表示赞同。可是当郭静山在1949年春开学后从郭家台老家回到四门街上的王仁山家时，风声被泄露了，使郭静山几天不敢进校（实际郭静山在紧张的做汪桓等人的工作），当郭进校后，家住四门街上的本应志同道合的同窗校友汪桓等人却在这个非常严肃的分路口分道扬镳,跟着郭静山奔他们的前程去了，变成了我们的主要对手。我和汪中瑚则暂时孤立了。不几天，他们就唆使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起哄闹事，不让我上课。我和汪中瑚只好离校回家了。接着他们于农历2月27日，除汪荣海，张羊成两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外，全校师生在郭静山等人的领导下，手持棍棒，喊着口号，趁逢集日在四门街上游行示威，并将出面制止、反对游行的地下党员汪海珍和我三叔汪瀚打得头破血流，并送四门镇公所处理。群众把这次流血事件称之为“2·27”四门惨案。事件发生后，县参议员汪斗峰大夸海口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不能让这些人抬头。”郭静山的疯狂暴行实际是以汪斗峰（镇反时被镇压）为首的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在非常时期的一次大暴露，他们的屡屡暴行引起了各界进步舆论的严正谴责。兰华亭，孙万益等上层人士公开出来对郭静山施加压力，强烈要求我和汪中瑚回校继续任教；地下党支部筹资36块大洋，大力支持我上县告状，趁势倒郭；我远房三叔汪清经常晚上陪我串联，白天伴我外出告状；就连国民党武山县长柴庆荣对一个小学校长随便赶走教师，领导小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打伤无辜群众的事件，也感到了震惊，对着我和李秉仁（我的老师，柴庆荣的学生，时任武山中学教师）说：“本学期结束后，一定撤销郭静山的四门小学校长职务。”柴庆荣的许诺还未实现，于8月8日武山就解放了，柴庆荣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