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平凉旧文化的摇篮——私塾

私塾这个名词，对当今一些青年人来说似乎陌生了一些。在旧中国，私塾作为文化启蒙教育的基础单位，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确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先就本人亲身经历，对民国初期平凉的私塾教育做一简略回顾，以资参考。

　　私塾，又称书馆。是私人举办的启蒙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返回鲁国之后，专心从事教育活动，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到了战国，私学大盛。汉以后，私学成为封建社会进行文化教育的基本场所，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盛行于全国各地。

　　私塾种类繁多，比较常见的有四种：一种是民办官助的，由当地绅士或社头出面就近捐资兴，政府给以少量补贴。建有校董会，负责掌管经费、延请塾师。学生人数视学舍大小而定，少则十数人，多则百余人。这类私塾在民国初期较为普遍；再一种就是由族长或族内较有声望的人倡办并负责管理的，经费由学生各家均摊，塾址多为祠堂、村庙；还有一种，是一些巨商富豪为教育自家子弟读书识字，自费聘请学究，在自己家里开馆授课。有的也兼收一些外姓学生，但须自带桌凳，并给董家缴纳学费；另有一种，是带有慈善性质的“义学”，也是由私人出面举办，经费全靠募捐筹集，学生多系贫家子弟，学费较低。清末山东的武训就是一个靠募捐办义学的典范。

　　以上几种不同类型的私塾，平凉城乡均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不下五十余所。

　　民国初年，(1912-1913)，我国在教育方面实行初步改革，采纳了以张之洞为首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并参照日本的学制，制定了比较新的壬子、癸丑学制，各级学校的修业年限、教材内容均有新的规定。但私塾仍未被官办的学校完全代替，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南、西北各省边远地区，私塾仍然为数甚多。当然平凉也不例外，私塾的存在一直沿续到解放前。

　　二十年代平凉城区尚有私塾十五、六所，影响较大者，有设在灶君庙内(现广播局西首)由王国祯先生(清朝拔贡)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张公祠内(现红旗一校)由乔嵩先生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法院街文昌宫魁星楼内由韩毅斋先生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北后街理门公所内(现同善巷北口)由李执斋先生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西大街教场巷(现西大街小学对面)由王松亭(清朝拔贡)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石牌坊对门(现东大街电影院西首)由王教先生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福音堂内(现市招待所)由高星北先生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北门外菩萨庙内(现柳湖粮站)由张西铭先生(清朝廪生)、张如南先生(清朝童生)先后执教的那一所；有设在歇马殿内(现柳湖小学)由高溥明先生(清朝孝廉方正)执教的那一所。此外，城内几家大商户专为自家子弟设的私塾有恒顺成商号掌柜张性天家里一所；天心德商号掌柜赵益斋家里一所；馥竹畅商号掌柜孟慎之家里一所；德盛通商号掌柜侯敬亭家里一所；保安堂商号掌柜杨慧卿家里一所；瑞生祥商号掌柜王子荣家里一所；万义成商号掌柜张荣丞家里一所；荣盛贵商号掌柜孙华堂家里一所。其他还有农村各乡镇比较大的村庄都设有私塾。

　　为了全面了解私塾情况，现就我个人回忆分述如下：

　　一、师资与学生

　　私塾的塾师一般都称作先生，学生则称其为师父。每所私塾，只有一名塾师。多数书塾师都是封建社会里一些失意的旧知识分子，如拔贡、廪生、附生、童生、孝廉等，还有些无意于仕途而弃官闲居的隐士。这些人，有的是单纯为了谋生，有的则是为了传授学识于后人才开学馆讲学的。

　　私塾里的学生一般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个别大家闺秀也有读书识字的，但都是在家聘师教授，不进学堂。私塾里不分班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七、八岁到十几岁，大家聚集一堂，同窗就读，既没升级考试，也无毕业期限，什么时候读完老师所要教的书，什么时候就算学成。那时，私塾里没有计时的钟表，也无课间活动。学生黎明到校，黄昏返家。距塾址近的，中午还可以回家吃饭，远的带些干粮充饥，他们从早到晚，整天爬在书桌上，不是朗读、写大仿或小楷，就是作对联、练珠算，根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塾师在时谁也不敢乱动，也不敢和同学谈话。塾师不在时，由学长代师管教，仍然不得自由。有些好动的学生，常以大小便为名，拿上尿签子(是私塾规定出入教室的凭证)，躲在厕所里或房前屋后玩玩，又得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年复一年，所谓文弱书生，就是这样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