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苦难的少年时代：百万富翁与猪
摘自《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 作者：李志刚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西北有狼。六七十年代，黄土高坡上的村子，一入夜就黑灯瞎火。狼潜入村子叼走张家的羊、李家的猪。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就是吃毛豆的时候被狼叼走，掏空了肚肠。甘肃天水潘集寨就是这样一个村子。老一辈的人常常用狼叼走孩子的故事吓唬小孩，村子里的猪羊也常被狼叼走。有位少年家里也养了猪，他天天捡菜、拌玉米，倒在猪槽里给猪喂食。少年觉得比较烦，猪天天都是他的负担。一天夜里，猪凄厉的嚎叫惊醒F了少年和他的父亲。父亲提着煤油灯，抓着铁棒，呼喝着赶到猪圈。听到喊声的狼，跑了。跟在父亲后面赶来的少年看到被咬坏一半脸的猪淌着血，倒在地上抽搐。父亲举着煤油灯，凑近看猪死了没有。被咬坏了脸的猪紧紧地靠着少年，一直哆嗦着。在狭小、酸臭的猪圈里，少年强烈地感受到，在狼的面前，人和猪一下子没了距离，是多么亲近。
群山被黑沉沉的夜笼罩，像兽的脊背，静默地伏着。呼呼的风隐约送来呜呜的狼嚎。父亲手里的煤油灯笼聚起一点黯淡的光，围着少年和受伤的猪。
当潘石屹给我讲述他这亲身经历时，故事里的少年已是SOHO中国的董事长，闻名中国的地产商。我们交谈的地方是他盖的楼盘——朝外SOHO。楼盘坐落于北京CBD(中央商务区)核心区朝阳门外大街，二手房转让价格大约是4万元一平方米。以SOHO为名，潘石屹、张欣夫妇盖的类似大厦，在CBD星罗棋布了近十处，均设计前卫，满足无数中型公司进入豪贵之地的办公梦想，但有时也因写字楼的档次问题引起争议。
被狼咬坏脸的猪是潘石屹记忆最深刻的童年片断。他说学了《祝福》一课后，剥毛豆的时候常常联想到祥林嫂的阿毛。“和现在看恐怖片一样。”如今的百亿富翁说，“对城里人来说，读过鲁迅文章的很多，留下恐惧感的没几个。”
朝外SOHO十一层的大厅里，摞着四头玻璃钢做的猪，长约25米，表面涂了一层乳白色的漆。还有两头猪并排在通往十二层的楼梯口。潘石屹骑在一头支棱着耳朵的猪上，右手叉腰，左手抓着猪耳朵，笑呵呵地摆着姿势，任由摄影师拍摄。 屋下有猪(豕)，方为“家”。猪在中国的农耕社会里，意味着富足、安康。放置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带的这六头猪，能部分体现潘石屹将本土文化和前卫艺术结合的一贯特点。但同时，这位已经微微发福的百亿富翁，打造这些艺术品时，是否也略有来自苦难少年时光的心理投射?
很长一段时间里，贫穷和政治痛苦成为缠绕潘家不散的阴霾。
后来，当潘石屹赚得盆满钵满、名震天下的时候，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对贫穷、饥饿的回忆，他“如祥林嫂似的”一遍又一遍讲述他童年的饥荒。这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个亿万富豪发家传奇的几个花絮、一篇花团锦簇文章的几处闲笔。
但是，贫穷对于当年的潘石屹，以及他的父母、他的妹妹弟弟来说，意味着困厄、煎熬、羞耻，甚至屈辱。由于潘家是队上唯一的地主成分，队上搞批斗只能选择潘家。批斗、贫穷、病患、苦难层层地向潘家压了下来。
当年的天水农家少年，与当下的SOHO中国董事长，中间是看似无法跨越的鸿沟。前者鼓足全部勇气、穷尽全部想象力，既想象不到、也不敢想象，他的未来是200亿元身家的中国富豪。2010年SOHO中国销售额达238亿元，位于北京核心地区的、富有未来科幻世界气息的银河SOHO创下了中国单体项目年销售额最高纪录：146亿元。
当时，潘家是潘集寨最穷困的一户人家。潘石屹母亲毛昭琴1973年就瘫痪卧床。家里唯一的成年劳动力是潘石屹父亲潘诗麟，潘石屹他自己算半个。那时候，潘诗麟最大的愿望是“全家人不饿死”。而他卧病在床的妻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全家人一人一床被，起码能不冻着。冬天，潘石屹一家子一半的时间在床上，两三个人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在潘石屹的记忆里，童年有两年因干旱发生严重的饥荒。村里六七成的人都逃荒要饭了，潘家没有。潘诗麟常说一句话：“你看，村子的人饭量都很大，吃得多，我家吃得少。所以别人逃荒要饭了，我们没有逃荒。”这只是自我安慰，一般是别人吃干饭，潘家喝稀饭。在潘石屹的记忆里，他小时候主要是吃玉米面，高粱、小米都是不常吃的东西。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办喜事的时候，才能吃到小麦细粮。
潘石屹是老大，他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二妹一度送给别人，又要了回来。最小的妹妹因为母亲太饿没有奶水，而送给了一户姓董的人家。当时毛昭琴唯一的要求是:“谁家有奶羊，就送给谁。”这家姓董的，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家里有一头奶羊。
若干年后，在北京朝外SOHO，讲到激动之处的潘石屹伸手虚指远处:“天水往东，翻过秦岭，就是八百里秦川。”那是天水人向往的富裕地区。
1994年初，已经在海南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和冯仑来到西安。万通准备在西安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场”，花钱将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拆掉。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1979年离家去读中专的少年潘石屹预料不到15年后的这一天。当时他烦恼的是，如何在没有一分钱生活费的情况下，在学校活下去。
中专在省城兰州。潘石屹离家求学，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给他买了一张上兰州的火车票。潘诗麟送儿子去火车站。当时潘石屹只有16岁，因为生活不好，发育慢，长得很瘦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儿。他背着一床棉被，被子里包着一件棉衣和一条裤子。这就是他带走的所有家当。潘石屹瘦小的身躯背着棉被，一步一步地挪动，慢慢消失在火车站长长的甬道里。望着儿子的背影，潘诗麟这位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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