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天水匾话：开天明道

　　“开天明道”匾现悬于伏羲庙大门前牌坊正中，匾书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是西宁道湟中观察使杨应琚所书，并以此匾更替了当时已经佚失的“太昊宫”匾。

　　“开天明道”匾比较特殊之处是上下款均为复款，款有两行，且时间不同。上款一为“乾隆辛酉孟秋既望”，一为“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五月吉旦”。下款一为“湟中观察使□城杨应琚薰沐敬书”，一为“申宁大夫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立重建”。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在伏羲庙条注释中解释此匾时说：太昊宫旧榜已失，会今制府杨公过此，易题名“开天明道”。据刘雁翔先生考证，此匾涉及三个人：杨应琚、李钅宏、王立；涉及三个时间：乾隆辛酉孟秋既望即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七月十五日、“今”即乾隆《直隶秦州新志》成书的时间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王立重建匾的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

　　由此可以推导出题款的顺序关系：“开天明道”四字由杨应琚应李钅宏之请首题于乾隆六年，嘉庆十二年王立修葺时重署款，匾题中的“湟中观察使”在州志中成了“制府杨公”，是因为杨在乾隆二十八年时已非湟中观察使，而是升任陕甘总督了，总督可雅称制府，故有此记。

　　据考，匾中“湟中观察使”是指杨应琚所任甘肃西宁道，因西宁道道署在湟水谷地，故称湟中，而按照清朝官制，道员可称观察使。“□城”是指杨应琚的故乡辽海。“申宁大夫宁夏府知府候补知秦州事王立”据考系王赐均，“王立”系“王公”之误。

　　此文单说开天明道匾的书写者杨应琚。

　　杨应琚(公元1695——公元1767年)，字佩之，号松门，辽海汉军正白旗人。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由荫生授员外郎，出任山西河东道。11年(公元1733年)，杨应琚走马莅任西宁道，时年38岁。此后杨应琚先后任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甘肃巡抚、山东巡抚、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等职。二十四年调任陕甘总督，三十一年调云南总督，次年在防备缅甸侵袭边境的过程中以“贻误军机”罪被赐死。《清史稿》有传。

　　杨应琚任职甚广，东至山东，西抵湟中，南达闽浙，游踪遍布海内。乾隆四年，杨应琚奉命赴京觐见皇帝时曾途经天水，其日记《据鞍录》正是对这一行程的记载，对秦州境内风物也有详要描述。他于当年七月八日抵秦州，在知州李钅宏的陪同下游历了伏羲庙和玉泉观，因时间匆忙，而伏羲庙又在修葺中，故当时未能题匾，待乾隆六年杨应琚回任后，李钅宏即特邀杨手题“开天明道”，笔力遒劲，潇洒流畅，有大儒气概。

　　杨应琚在西宁道任内时，西宁的防务处于“一线东通，三面外暴”的孤悬形势，商旅常遭劫掠，百姓不得安宁。杨应琚到任后，几经努力，使西宁南北西三面形成连绵数千里的军事屏障，自此“营讯相连，边界清晰”，过去以劫掠为生的人，只能“缩项矫舌，屏气而伏”了，商旅往来自如，农牧民的生产得到了保障，边境牛羊遍野，牧童歌声相闻。杨应琚极重视教育，下车伊始，“即以学校为首务”，捐资重修府学，并从江浙一带聘请教师前来执教，选拔西宁等县秀才前来学习。他还会同西宁知府建立西宁县儒学，并订课程，置学田，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为了办好学校，杨应琚还亲自制定“学约”、“学示”，倡导“闭门潜修，同人相砥”的学风，以约束、敦促地方官、教师、家长和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应琚不仅是地方大员，更是文化的使者。杨应琚为政勤勉，在西宁府任内十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各县、卫、厅、所。他还大力提倡种树种花，美化家园。还亲自“引流种树”，以为表率。

　　杨应琚不仅是精明能干，政绩突出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位博学多才、勤于著述的学者。他写了不少诗词、碑记、考传和杂记，颇是慧眼独具。如他为西宁湟水题咏：“溪外一片沙鸥白，麦中几片菜花黄”又如《西宁府文庙乐舞源流考》称“惟是文庙乐舞，祝典最重。”特别是他于乾隆13年(公元1748年)修成的《西宁府新志》，弥补了“边地质野，文献无征”的缺憾，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开天明道”四字，总结了伏羲氏的历史功绩。天地相交，二气感生，方可开天明道。自有天地以来，主治立极有人，扶持世教有人，羽翼经传有人，这一切，都肇自伏羲氏的“开天明道”之功。伏羲开天明道，乾坤显而万物著矣。仰望此匾，犹如俯首伏羲功绩。杨应琚过秦州而遗此匾，笔力厚道，神气逼人，大有天地造化之势，既是伏羲庙镇庙之匾，也是秦州匾额史上寻根觅源之匾，殊可宝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