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让人难以捉摸

　　傅小平：在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有什么特别深的感受和体会?

　　李笠：我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译完了特朗斯特罗的作品。最大挑战是传达原诗的气韵———语气，节奏等等。给人在阅读时有一种用原文写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也需要译者对词语有着舌尖的敏感。一个最浅的体会是，译诗者必须是精通两国文字的诗人。

　　傅小平：这恰恰是你的优势所在，你不止精通两国文字，而且常年奔走于中国和瑞典之间，对两国的文化背景还有社会现状都有切身的体会和理解。我接触过好多翻译家，都没有你这个条件。他们当中有的从未出过国，有的即使出去过，也只是短时间的访学或旅游，对他国的很多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于书本和网络。有意思的是，你还将自己用瑞典文写成的诗歌翻译成中文。

　　李笠：你说的是我几年前出版的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

　　傅小平：翻译自己的作品，我想这个过程一定很有趣。

　　李笠：的确，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有人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但因为译者既是改写者，又是原作者，结果就有可能变成了“诗，是改写中获得的东西”。当然，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很有可能认为同一首诗的两个版本，是一样的。其实，呈现在你面前的中文诗已经经过了几层过滤，翻译的过程中，因音阶不同，很多词语都做了改动，甚至意象也进行了更换。有人问我，这样的过滤会不会让译文失去原汁原味。要我自己看，这样的过滤有益无害。是的，用中文写作一定会很流畅、漂亮、一气呵成。但反复过滤的过程却给了我质疑每一个文字的机会。这样，我可以将不必要的文字去掉，让诗歌变得简练、干净，意象精准，这与我国古典诗歌也是统一的。

　　有时候，中西文化交流会成为一种病毒

　　傅小平：德国汉学家顾彬有一个说法，中国作家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能精通一两门外语。这话说得有一部分道理。多懂一门外语相当于多开了一扇窗户，对于拓宽作家的视野无疑是有好处的。不过，在我印象中，是好的翻译家，同时又是优秀的诗人或作家，在国内并不多见。

　　李笠：顾彬显然在捉弄国内那些自信力不足想讨好欧洲人梦想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这个德国汉学家的观点浅薄，充斥着欧洲殖民主义老子天下第一的恶态。精通一两门外语并不是成为大作家大诗人的唯一条件，或万无一失的保障。不错，在欧洲，一个作家一般至少都会两三种语言。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每一种欧洲语言(除了英语)都过于狭小，必须借助别的语言才得以生存，北欧最大的语言瑞典语只有九百万人讲(不到讲上海话的人的一半)。所以，他们要理解世界，与世界沟通，就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因为多一门外语就多一扇窗户。国内目前有不少好的诗人和作家，有的既是翻译家，又是诗人。而这种现象将来会越来越司空见惯。

　　傅小平：你游走于东西方的独特经验，让你能跳开三界之外，用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国内的诗歌现状。我个人的观感是，国内诗歌界给人一种纷乱的印象，面对它常会面临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究其因主要或许在于缺少一种评判标准。你对好的诗人、好的诗歌持何种标准?

　　李笠：好诗人一定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中国有陶渊明，李白，苏轼等等，国外有但丁，歌德，洛尔加等等。好的诗一定来自于心灵的深处。其余的都是口味问题。

　　傅小平：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内越来越弥漫一种诺贝尔奖的焦虑症。就你了解的情况，瑞典人对这个奖项持怎样的看法?

　　李笠：在瑞典，人们并不把诺奖当成很严肃的一件事来谈，相反会轻松地去谈论它，就像谈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趣事。

　　傅小平：国内的文化界人士感叹，在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处于很不对等的弱势地位。对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何见解?

　　李笠：这种“弱势地位”恐怕是一种臆造。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蛊惑。与实际的文化交流毫无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对于作家诗人，这是件好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就是尼采，易卜生，斯特林堡等西方大师和中国文化交流出来的产物。但对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种交流就会成为焦虑，甚至变成病毒。在西方生活，用瑞典文写作，让我始终不停地问：我是什么?时间存在以及死亡等等究竟是什么。

　　2011年10月16日 14:55 傅小平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