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感受蒲松龄书馆

感受蒲松龄书馆
●  王  钰
 

         我崇拜一些古今名人，无论参加文史学术交流会，还是文学创作笔会，只要当地有名人故居，无论如何都要去谒拜、瞻仰、或凭吊。我崇拜不仅是他们的“文著”辉煌，对人类遗留下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们人格的形象。
       蒲松龄，这个我从小崇拜的人物，终于有幸到他的故地一观。前不久，应邀《东方散文》杂志社在山东淄博举办散文笔会期间，来自全国60余位作家感受于齐国古都风韵的同时，又走进了周村的西铺——蒲松龄书馆。

        过去，我总认为蒲松龄累试不弟，可能是在自家的蒲家庄发愤撰写了一部洋洋洒洒、驰名中外的短篇名著《聊斋志异》，谁知，参观了蒲松龄书馆，才知他在西铺村的原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故居宅院完成的。原来他被毕家聘为“家庭教师”（私塾），而走进这座宅院，而真正的“聊”，是从这里开始的，真正的“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真正的志怪艺术笔墨，抒发自己内心愤郁的情感，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的现实，抚慰被“八股文”式的科举辱蔑自己的心灵创伤，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说是毕家宅院成就了蒲松龄，而不是蒲松龄自己一开始就成就了自己，是毕家的优越条件成就了这个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之王。当年的毕家不会知道他们花银子雇来的“先生”，这个落寞的乡下秀才却因一卷《聊斋》而名扬天下。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毕家的这座宅院，也就有了“蒲松龄”这个名字，也就有了不朽的著作在这里诞生，留于后世。这部名著在这个西铺村子的毕家成功，他也一呆就是三十八年，三十八年啊，人生有几个三十八年？
        那么，毕家宅院何为蒲松龄书馆？这还得从头来说，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故居，是毕自严为官时西铺修建的宅院，建有万卷楼（藏书）、“淖然堂”、“振衣阁”、“石隐园”等，“淖然堂”是毕自严晚年为子孙专门修建的“私塾”，“淖然”，毕自严取意于《孟子·公孙丑下》：“我无官守，我无言费也，则吾进退岂不淖淖然有余裕哉”？“振衣阁”，取意于《楚辞·渔夫》“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毕自严曾被人诬陷坐狱，后免官回家，一年后洗冤，崇祯皇帝又重新启用，遂取名“振衣阁”。“振衣阁”门前栽有一棵蝴蝶松，其形状酷似蝴蝶，能开花。

         三十年后，毕自严病死，满清入关，清政府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对前朝官吏多实行抚慰政策，虽然毕自严是明的朝臣，人也不存在了，但毕家还是沾了父辈的光环，仍然罩在毕家门上，依然是当地名门望族。毕自严的二儿子毕际有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授山西稷山知县，五年后擢升南通州知州，42岁那年因某种原因被免职罢官，归乡后他将先辈遗留下来的宅第做了一番改造，“振衣阁”改为“藏书楼”，“淖然堂”作为教授子弟之地，将“石隐园”重新整修，凿池垒石，植树养花，结亭筑阁，建成了一处园林式的宅院。
        毕家的“藏书楼”和有江南园林式的“石隐园”，正是蒲松龄创作的“模型园地”。也就是说毕际有归田的康熙二年，蒲松龄还是个不甚出名的乡间秀才。蒲松龄出生在淄川洪山镇蒲家庄，幼年时家庭由大户败落，但算还是个书香门第，自幼随父读书，其父因功名无望，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经常“灯花燃晨曦”，刻苦攻读，但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十一次落榜，但每次去济南参加应试，必经周村的西铺（西铺距蒲家庄只有60华里），经朋友引荐，他多次进毕家吃饭、喝茶、歇脚，但几次巧遇毕家在场院晾晒书籍，多有吸引，原来毕自严为官时私购了大量书籍，藏书几万册，留于子孙，蒲松龄实感惊讶，赞叹不已，心里暗暗羡慕这些书籍。当最后一次考场失意后，决意选中毕家当“教书匠”，康熙11年，蒲松龄32岁时走进毕家大院，直到71岁才撤帐回家，这一住就是38年，先后教过8个学生，这8个孩子都是毕际有的孙子和重孙，只可惜这些孩子一个也没教出来，也就是说没一人通过乡试这一关进“举”，这是毕家人的悲剧和遗憾。

         当我们走近这座宅院的正门前，看到的是黑漆漆的大门、青砖、半圆形的筒子、起脊兽瓦，六兽站立。进入正门，迎面是一个巨大的影壁，绕过影壁，便是一进三院的四合式的宅院，主建筑在同一中轴线上，前矮后高，错落有致。
　　第一个小院，迎面便是古朴的“淖然堂”，堂内古色的家具熠熠生辉，蒲松龄的蜡像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端坐太师椅，神情凝视，从窗户透出的一缕缕阳光给人增添了几分更神秘的感觉，淡须、清瘦、长辫、面带笑容，桌上的古茶具使人联想到蒲松龄在一口口品味之中，脑海闪现着志怪人物的产生。然后从面前案头摆放的文房四宝之中的笔尖上“奔放”出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故事。凝神这处屋子，难道这就是蒲松龄住宿和写作的地方吗？又凝视蜡像，我眼前浮现出蒲松龄“挑灯夜战”的情景，那“狐仙鬼魅”在他笔下“跳跃”着。夜，是那么的静，毕家大院也是一片沉寂，人们入了梦乡，而他却在这个屋子的一盏忽闪忽闪的豆油灯下，发泄着他内心的愤慨和憎恶，善的、恶的、丑的、美的，在他的笔下一个个人物诞生：《胭脂》、《画皮》、《梅女》、《香玉》、《牡丹仙女》、《聂小倩》……难道就是在这个屋子“出生”的吗？“淖然堂”呵，淖淖然真不寻常，本是当年毕自严起名为毕家子孙有个所以然，没想到却是雇客在这里“淖淖然有裕哉”。蒲松龄本是不愿当“私塾”的，一心想考个一官半职当当。然而，命运却捉弄了他，最终进毕家当了“教书匠”，这是不得已的事，难怪有他的诗曰：“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又一线路，不做孩子王”。正因为他不愿做“孩子王”，才在三十八年中只重视了他的创作，才在这处自已命名《聊斋》的屋子，完成了他的“志”的记述，“异”的奇异怪事的491篇文言文短片小说集。

         转过“绰然堂”向北是“振衣阁”，一幢二层楼阁，雕梁画栋，外壁饰有飞檐、雕栏，花棂，毕际有改为“藏书楼”后已有几万余册书籍，当年蒲松龄进入毕家当了“先生”，翻阅这些书籍如鱼得水，也就犹如这“振衣阁”门前这棵蝴蝶松，勃勃生长起来了，枝繁叶茂，红红火火，朵朵小花犹似每只华丽的蝴蝶飞将起来，越过了毕家宅院的高墙，飞向外界，名扬天下。然而毕家人做梦也没想到，选 这块宅院的风水先生也没想到，这风水“荫德”的光泽不是罩在毕家的后代，而是雇佣的这个“教书匠”。据说这枝蝴蝶松花开时，花小而密，朵朵花恰似一只只蝴蝶，其树长势形状也象一只大蝴蝶，后来由于管理不善，而于1964年最后一次开过花，而现在已经干枯了。但从它的形状来看，当年生长的是何等茂盛?象征着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事业真是兴旺起来。哪“石隐园”内假山洞幽，楼台亭阁，碧水波动，一树一木也却成了蒲松龄遐想狐仙鬼怪的创作“基地”了。

         漫游于这座庭院，草木摇曳，两只喜鹊忽然落在蝴蝶松上“吱吱喳喳”欢唱着、奔跳着，好像在迎接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让我们联想到要是在蒲松龄的笔下又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故事啊。追寻着历史的流淌，探寻着一种超然的历史脚印，遐想翩翩，感触深深，大家也各持所议。有人说，蒲松龄在毕家没教出一个“中举”的，按蒲松龄的才华不可能会是这样的，这是毕家的八个纨绔子弟的矫情，蒲松龄也没办法。也有的说，是毕家的八个后代受了蒲松龄感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骨子里憎恨封建科举制，不愿发奋读书，应付先辈们的一片苦心，而未“成举”。更也有人认为是蒲松龄看上了这块宅院，看中的是这家馆藏的万卷书和毕家的条件，利用了毕家，完成了他的创作事业，成为一代名人。三十八年毕家白花了银子，毕家聘请的不是孩子的“师爷”，而是“引狼入室”掘毕家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盗贼”，蒲松龄白吃人家的饭，白拿人家的“打工钱”，真是一举两得。他既用毕家的银子养家糊口，又提供了他创作的“基地”。假如蒲松龄考取了一官半职，还能有今天的“蒲松龄”吗？能有一部《聊斋》吗？这是蒲松龄拿人家的银子不作为，而是种不道德的行为。毕家一年年对孩子的失望、遗憾，甚至变成了憎恨，三十八年难道毕家的银子就这样白花了吗？但毕家只能自认倒霉，自慰的说：“我们毕家大院能出这位先生的大名，也是件幸事，也值了”。这是一种阿Q精神，毕家人只能这么说，想得开。清代有人作诗安慰毕家曰：“石隐园林妙，聊斋在此传，奇观多志异，大笔显柳仙，毕宅开筵弟，蒲公脱稿年，至今般水上，称道主人贤”。毕家真是大贤人家，有宽大胸怀，高尚的情操，从明代毕自严一生心血营造的这座知识宝库（万卷楼），指望着子孙后代有个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然而，到了儿子毕际有这个时期终于派上用场，但不是毕自严的子孙，而是这个叫蒲松龄的书生走进来了，成为一代文豪。从此，蒲松龄和毕家，《聊斋》与西铺联在一起了。蒲松龄也感到对不起毕家，心里也知道他利用了毕家，毕际有比蒲松龄大近20岁，已是下一辈人了，毕际有没有等到蒲松龄为毕家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在郁闷中离世，蒲松龄带着感恩的心情写了八首诗痛悼他，其中四句是：“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丘对晚晖，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意思是我这样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天底下谁还能容得下我呢？，这是蒲松龄自惭的一种心境。

         凝望“振衣阁”的高阁脊瓦，使人不由发出感叹：
       蒲松龄啊！蒲松龄，你是“误人子弟”。
       然而，当我们即将走出这座宅院，一股说不上的感受又涌上心头，不管怎么说，蒲松龄毕竟是一个文学巨匠，《聊斋志异》问世后，脍炙人口，广为传播，对国内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郭沫若对此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他的每一篇作品对我们心灵是一次次震颤，一次次深思，他那种奋笔直书、愤世嫉俗的风骨，直接影响我们的心灵。于是我随意有拙诗一首，已作感受：

       千里风光赏淄川，八方骚客吟柳泉，
       万卷振衣阁亭隐，一棵喧闹蝴蝶翩，
       聊斋墨瀚毕家院，老宅幽香绰堂然，
       世间人鬼难分辨，书馆狐仙终看穿。

作者简介：

         王钰（笔名：覆盆子），甘肃天水市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供职于甘肃天水监狱。

　　近年，出版文集《笔走大墙内外》、长篇纪实小说《25号监舍》、中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岁月》、发表中篇小说《九花》，主编《神农山与神农文化》，发表论文《青少年纹身初探》、《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矫治对策》、《伏羲、人类监狱发展史的肇启者》等十多篇，论文代表作《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砖雕图小考》、《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教育改造罪犯尝試》、《以儒释道的思想精华教育改造罪犯“道德观”》分别被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天水市社科联等评为“金剑文化工程”优秀文章二等奖和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部颁发银盘一个,10多家社科单位收编《文库》、《丛书》。

　　其散文代表作《祭父》、《祭灶》、《难忘的龙南》等分别发表在《散文世界》，《东方散文》、《中华散文竞赛大观第三卷》中，并获得中国散文大赛优秀奖。

　　现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作家协会、天水市作协会员等。天水杜甫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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