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回忆：发生在中国的打麻雀运动（王钰）

父辈的回忆：打麻雀
●  王 钰

       父亲在世时，曾给我谈起一件事——打麻雀。
　　打麻雀？
　　不是经历过的人，很难相信，尤其现在的年轻人更难以置信。
 

       打麻雀，是一场运动，的确是一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运动。
　　麻雀劫难，而结果导致自然界生物链的失衡，到1960年加之人为的缘由，成为人的劫难——挨饿。
　　人们说，甚荒唐，一把辛酸泪。
　　父亲小时候上过“私塾”学堂，多少有点文化。父亲还有个嗜好，就是喜欢记日记，还剪贴一些奇闻怪事。但父亲记日记不记小事件，而是记一些他经历过的大事件。每记一次就藏好，不让任何人看，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每次的日记按父亲的话说，却是历史的见证，尤其解放后斗地主、土改、镇反、公共食堂等一笔笔记得清晰。自1958年反右斗争后，父亲看到一些人被戴帽，判刑，甚至杀头，送河西走廊劳改“集中营”，害怕了。惟恐被人发现抄查，担心有人“从鸡蛋里挑嫩骨”（从文字里找出整人的问题），当成什么“黑帐”，便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将日记烧了。当最后一本将要投进火炉时，不知怎的，忽然收住了手，这样仅这一本就深藏了，而就这一本，就有“打麻雀”的记录之事，加之后来父亲如讲故事一样讲给我听，才得知“麻雀劫难”的经历。

　　我曾翻过父亲仅留下来的这本日记，那是繁体字，全用小楷毛笔写的，小时候我不认得，长大了，才粗识一些繁体字。
　　打麻雀运动之前，父亲说：“每当清晨，‘叽叽喳喳’的麻雀将他吵醒。”我家院里有一棵柳树，尤其春天，摆动着的丝丝柳条上，相互报春的麻雀上上下下，飞来飞去，欢叫个不停，给人一种清新的气象，让人的感觉非常愉快。
　　山野，当一棵棵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赶着趟儿的开满了花，那闲不住的麻雀尽情地欢叫，尽情地玩耍，有的甚至在树上闭上眼睛养神，感受春的气息，将要迎接一片绿色的世界。

　父亲说：“这些小生灵多可爱，多自由，每当看到它们，有种说不上的农家田园生活的美。谁知，那年的开春不久，它们的一场厄运正在悄悄地降临，它们劫难了。”
　　麻雀无罪却有罪，其罪状是“四害之一”，麻雀、老鼠、苍蝇、蚊子，麻雀排行老大；其二，麻雀以谷物为食，偷吃庄稼，与老百姓争抢粮食，影响农业生产；其三，“叽叽喳喳”扰民，影响环境，仅这三条就足够了，有罪就必殊灭。
　　父亲日记写着：1958年4月26日，公社组织召开了一次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会议，是从各个生产大队推荐上来的。父亲识字，也算个乡下的小知识分子，也被抽去参加。会上动员这些有文化的人要作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同时还要借用他们手中的笔大造舆论氛围，写标语，办宣传栏，利用显眼的墙壁办好“壁报”，让大家知道，“麻雀为害虫，无须怀疑，必须消灭，大打一场歼灭麻雀的人民战争，声势要浩大，动员要到位，行动要雷厉风行。见麻雀就打，见窝就掏。”采取“打、轰、掏、烧、毒”的综合办法。提出的口号是：“让麻雀疲于奔命，死无葬身之地”。“打麻雀要人人争先，个个奋勇杀敌”。“要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会上还特别提到小天水有个有名的书画家黄国栋先生，要他在每一处宽敞的墙面上画上麻雀的害处和群众打麻雀的举动图案。
 

　　会议的宗旨是：麻雀是害虫，这是人类向自然界开战，征服自然的一种历史性的伟大斗争。要做到：“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的“三无区”。公社干部还组织学习了1956年元月6日的《人民日报》，题目为：“陕西富平县九万青年两天消灭七万只麻雀”。“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活动，已进入到一个高潮……这是一场政治运动，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主要传达文件，学习报刊和动员，他们这批开会的人等于是个“短期培训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群众，从舆论上造成一种氛围和声势，中午还管了一顿饭。当时有一位中学历史教师也被抽来参加，他提出了疑问：“麻雀消灭了，害虫怎么办？”他说他是学历史的，历史上的外国普鲁士国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教师发言刚完，公社干部就狠狠训斥一顿，说这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再胡说八道就按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政策论处。

　　会后，公社的乡村各个路口，小巷贴满了标语，墙壁办起了宣传专栏，我们小镇上满街的人都在做弹弓、制土枪，准备武器、调兵遣将，摩拳擦掌，义愤填膺，誓与麻雀决战。
　　我们全镇分上、中、下三个街，算是一个大队，大队统一调动劳动力，将青壮年编队分工分片，即掏窝队，不管树上的，屋檐下的凡见麻雀窝全掏捣毁；土枪队，发现麻雀结队爬树上或地埂上用自制的土猎枪轰击，一 枪能打一大片，有好几只或十几只纷纷落地，其它的吓跑，采取“轰”、“吆”的办法，飞在天空中不它让着落地；弹弓队，这支队伍专门是一些10多岁的少年或者说是一些高年级小学、中学自制弹弓，用小石块攻打。敲锣呐喊队，组织了老人、妇女的敲锣呐喊，不管麻雀从屋顶或山上只要一见就敲锣呐喊攻赶上天，不让落地，疲于奔命，挣死而落。有的没有锣就拿铜洗脸盆或破瓷洗脸盆敲打呐喊。同时还组织老人、妇人扎草人，披上破衣服，戴上破帽子。摆草人“疑兵阵”，让麻雀“草木皆兵”。每块田里要燃起冲天的烟火，制造“浓烟滚滚”的战势。还将谷子、糜子、高梁拌上毒药，让麻雀吃了粮食中毒而死。公社有“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我们镇上的生产大队也有“总指挥部”。

　　那天半夜，由公社“总指挥部”打上天一颗信号弹，全公社生产大队的“总指挥部” 也相应发出信号，攻打麻雀战斗打响了！将正在窝里还睡觉的麻雀一骨碌掏出“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死刑”的办法是掏出后摔死或者掐死，捣毁窝子和焚烧。有的麻雀窝是白天已侦察好的，有目标的进行，有的是挨家挨户打上手电或提上灯笼寻找“窝点”。就连燕子窝也是，当麻雀窝也毁了。
　　次日一早，作为初战成果，人们“兴高彩烈”地将麻雀尸体数字层层上交，一一登记造册，对战果好的准备表彰奖励，鼓励麻雀之战：人人不甘落后，个个参与，形成一种强大攻势。
　　同日上午，当发现还在飞来飞去的麻雀便采取轰打的办法，硬攻、硬打，各个角落布满了持“武器”的战斗岗哨。满山遍野，旌旗飘荡，木棍、草人如林。我五婆是个小脚，她的主要任务是拿一个洗脸盆，等待麻雀一着落在我家柳树上便敲盆撵走，就算完成任务。

　根据麻雀飞行能力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又作了安排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五点到七点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时间，统一行动，统一出击，集中轰赶。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无窝可进。到处不能让它落脚，吃不上食，喝不到水，累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纷纷坠地而死。
　　我们小镇是个狭长地带，西面是条长长的河道，离山远，只有南山，北山相近，南山补子腰，北山黄家坪等为“前线”，东山的马莲山安排队伍，都站满了人，红旗招展，队伍庞大。只要麻雀一出现就鸣枪（当时武装基干民兵部分人员发到枪，还有自制的土枪），放炮（燃放鞭炮、点大炮），敲锣，呐喊，吆吼，轰闹，喊声震天，到处“梆梆”、“啪啪”、 “啊吼”声。真是“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拼命挣扎。危在旦夕的麻雀刚飞到另一个县的礼县边界的罗堡镇，那里同样“戒备森严”，武装待发，采取同样的办法打它。打麻雀队还高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不死，也让它累死”。这样的行动，这样的“愤怒”，进行了三天三夜，但人们对麻雀的“仇恨”还在激愤中，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一发不可熄灭。此时，镇上传言着这样一个故事“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恨麻雀，是因为毛主席率领的党中央在延安时，被胡宗南部队围堵搜寻，毛主席等人正隐藏在山沟里，忽然一群麻雀叽叽喳喳起飞，胡宗南的一部分人认为有麻雀必有人，从山上往下搜寻围堵，说来也怪，他们赶到之地，却扑了个空，从他们眼皮底下跑掉了。所以毛主席以后就怨恨麻雀了”。既然麻雀想害毛主席，又是“四害”的害虫，那更应该坚决、果断地消灭掉。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传开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谁也说不清。父亲说，也许有，也许无，不管怎么说，这本来是激励、调动人们打麻雀积极性的一种办法，可公社一位姓刘的副书记却上纲上线说这是诬蔑、诋毁毛主席的形象，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战无不胜的，那能让胡宗南发现，将麻雀与毛主席连在一起，简直是胆大包天。必须清查到底，查来查去，还是查到那位历史教师身上，公社书记叫去谈话，回家后闷闷不乐，情绪不稳，神色不对，妻子有些麻痹，认为让人家骂了一顿，会慢慢过去的。但到后半夜趁妻子熟睡之际，溜出去吊死在后院一棵梨树上。当妻子醒来，不见丈夫，到后院找见，哭声悲惨，惊破了夜空上的“银河”……

　　打麻雀运动，“四类分子”的任务更是艰巨，让他们到处搜捕麻雀，在房檐下找窝，野外树上找窝，每天还要上交多少只死麻雀，这些“四类分子”为了完成任务，急得像疯子一样，眼睛瞪得血红，只要能碰到一麻雀窝喜形悦色，高兴地不得了，如捞到了救命稻草。“这下好了，不斗我了”。
　　大打麻雀之战中，父亲说：他在一张报纸上还剪下了郭沫若发表的“咒麻雀”一诗：“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脏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 四害俱无天下同。”
　　轰轰烈烈地“灭雀大战”进行了一段时间，人们渐渐“冷”了下来，到夏天树上的树叶几乎被害虫吃光，地里的包谷被虫从根部咬断，人们偷偷地到地里又祭奠“虫王爷”了……
　　父亲叹了口气，就这样结束他那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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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钰（笔名：覆盆子），甘肃天水市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供职于甘肃天水监狱。

　　近年，出版文集《笔走大墙内外》、长篇纪实小说《25号监舍》、中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岁月》、发表中篇小说《九花》，主编《神农山与神农文化》，发表论文《青少年纹身初探》、《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矫治对策》、《伏羲、人类监狱发展史的肇启者》等十多篇，论文代表作《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砖雕图小考》、《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教育改造罪犯尝試》、《以儒释道的思想精华教育改造罪犯“道德观”》分别被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天水市社科联等评为“金剑文化工程”优秀文章二等奖和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部颁发银盘一个,10多家社科单位收编《文库》、《丛书》。

　　其散文代表作《祭父》、《祭灶》、《难忘的龙南》等分别发表在《散文世界》，《东方散文》、《中华散文竞赛大观第三卷》中，并获得中国散文大赛优秀奖。

　　现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作家协会、天水市作协会员等。天水杜甫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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