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学与儒教的概念问题

● 王  钰

儒学与儒教是不是一回事？我们曾经与一些学者讨论过。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儒学就是儒教。也有人认为是两码事，儒学的理论学说，不是宗教，不能说儒学就是儒教。“是”与“不是”各持己见，各说其理。但儒学与儒教的区别与共同点是什么？现简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儒学是不是儒教，也就是“宗教”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与“否”来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上所谓的儒学是以儒家的理论学说作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及标准的一种“契约”。

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针对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将它作为一种利用价值，成为统治阶级约束人们行为的工具，从而起到了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这种文化概念，随着时间的逐渐演变又成为一种“儒教”，这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都宗教化了。所谓“宗教”就是以内容的基本思想为“教”了，以弟子及信徒所发展继承的为“宗”了。

“宗”与“教”，但又成为一种学派的“宗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宗”，“宗”就是要“教”了。“教”大于“宗”，“教”是主干，反过来从历史的哲理上演变成了“儒教”了。其理论体系名为“教”，实为“家”，有“家”就有“派”，有“派”就有“学”，有“学”就有“教”，有“教”就有“宗”。再反过来说，有“宗”就是“教”了。总的来说，以思想理论为指导的“宗”，以教化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以奉行为目的的“教”，二者合为“宗教”了，其目标就是以思想信仰为践行其哲理学说，并传承发展下去，劝善止恶，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节人们生活及道德观念的一种杠杆。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儒学”其实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儒教”，也就是这种文化概念上的一种哲理学说的教化。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统一性。

（二）孔子在先秦时期已是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生已经视他为高不可及的圣人，但还是人，不是神。随着儒学定于一尊，并成为正宗的经学，孔子的地位一日高于一日，渐渐具有了神性，成为人们膜拜的偶像。从西汉元帝起，封孔子爵号之后，奉祀孔子，从此历代王朝追溢孔子圣贤、圣人，天下各地修庙、建祠、此时季祀之，办书院学堂越兴起，孔子的地位与儒学的影响越到后来形象越崇高，封号越尊贵、祭孔子的规格越隆重，礼乐仪越来注拟于君王。孔子的弟子以及历代群儒也被其选而进入孔庙，享受香火。历代祭孔可以视为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倾向。但在多数人心中，孔子始终未成为教主，基本上保持着大德先师的形象，是人间的率先楷模，完善无缺，神圣不可超越。可是祭孔中的纪念意义要大于宗教意义。所以，祭孔可以视为一种“准宗教”现象，成为意识形态化，使之符合政治统治的现实服务斗争需要，具有神秘色彩的潜能宗教意识。

儒学中关于天命鬼神的思想也是传统宗教神学的组成部分，但儒学的核心是“人”学，讨论修身济世的问题，讨论做人的问题，讨论如何成为人类楷模的问题。因此，从本质的意义来说，不是“宗教”，是一种崇高境界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学说尊崇神化了。

儒家的圣人要体悟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有很高的思想境界，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不是神。宗教祭祀与鬼神观念并非儒学的核心部分，而传统宗教则以崇拜天神人鬼物灵和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为核心，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学说，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力量。

真正传统宗教的起源比儒学要早得多，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前后相接，有自身的连续性。而儒学是在传统宗教的影响下又冲破传统宗教的束缚，逐渐才形成自己的方式。最早在春秋末期，开始是私学，后来变成官学（官办的），但它有着自己的学统。这就是儒家自称为的“道统”，这个“道统”除了古圣王圣贤者外，其它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都是学者，不是帝王。儒学的道统不同于历代的“正统”，也不同于历代的教统，它是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其发展主线的，所以，传统的宗教的“教统”与儒学的“道统”，是两个平行线的文化传统，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彼此互有交叉而已。

（三）夏商周的思想文化以传统宗教作为主导形式，是一种宗教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使得以往的宗教文化解体，出现了非宗教的世俗学术文化。待到西汉时的汉武帝将儒学定于一尊的崇拜，儒学正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在整个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成为全部思想文化的主干。总之，不能将传统宗教与儒学混为一谈。

有人认为：儒教至少包含了我们今天学科上分化为哲学、宗教、伦理、历史等多方面的相关内容，因此，又决不能单纯地说它是一个“宗教”。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看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将其视为中国宗教，而中国学者大多反对把儒家等同于宗教而视为哲学，认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地位相当。梁启超提出华夏“无宗教”，儒学是哲理学说。冯友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极其关心哲学。据我翻阅资料：“宗教”二字作为概念出现较晚，古代各种宗教均视为“真教”，而贬称其宗教为外道或异端，后来语言中“宗教”一词源自拉丁文，有不同的来源和含义，由敬仰神灵的“重视”，集中将人与神联接，重新组合成“宗教”，语义上偏重于人在宗教礼仪中的态度和行为，人对神灵的敬畏，尊崇和义务，人神之间联系的“重新组合”，中国在古代典籍中无“宗教”一词。儒学崇拜者和研究者所说为“宗”，“宗”为“教”的分派，二者合称为“宗教”，意指儒学的教理。现代概念上的“宗教”一词，源自西方，十九世纪经日本传入中国，有“神道说教”的提法，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用神道教化老百姓的手段。《礼记·祭文》说：“将鬼与神，教之至也。”意思是说，对鬼神的信仰和宗教，是教化人民的至理，从而就是宗教的根本道理。近代人有人从字面上解释“宗教”的涵义。宗者，本也；宗教者，有所本而以为教也，这是根据传统强调教化的意义，儒学称为“儒教”或“礼教”，就是这种说法的一种反映。《祭统》中，孔子说：“知禘之说者，治国其如示诸掌。”《论语·八佾》祭祀祖先被视为治国的关键。不过，周人吸取商代人的灭亡教训，天神崇拜政治性得到加强。天神“唯德是辅”，周王号是“天子”也必须“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否则，受封疆土的“天命”根据要转移到新的有德者身上。因此，周代宗教具有更多的伦理色彩，提出“有孝有德”的道德纲领。《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外庐说：“为了维护宗法的统治，故道德律和政治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宗教、政治、道德三者融为一体的“宗法”思想体系学说，这种学说为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创造了条件。

《礼记·丧记》说：“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三个朝代的宗教观念和制度相承袭，但在政治化、伦理化的注重点上有一定的差别。换句话说，夏代信天命，殷代尚鬼神，周代重教化。周人从尊、鼎、爵等奉神的器具上演化礼制，以宗庙社稷为国家，由尊祖而宗孝，因敬天而崇德，并通过祀祖配天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使宗法性和宗教初具规模，对儒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宗教观念和信仰，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我是学历史的，纵观世界历史来看，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及宗教都发生重大转向甚至湮没无闻，唯有中国的古代文化及宗教传统没有中断，虽然历朝历代有所改变，但延续下了两千多年，尤其是儒教。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激烈变革，以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破坏，出现“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掌握宗教祭祀知识的贵族和官员流失民间，学术上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对古代宗教传统都作了伦理化的解释，他们的对立，归根结底还在于古代宗教文化体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道家、法家两家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对宗教权威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墨子主张“尊天事鬼”，但在具体内容上却是与传统宗教对立的异端。唯有儒家从形式和内容对传统有继承有所改造，从继承中改造，从改造中传播自己的理论学说，最终形成了一套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人们成为奉行的一种“儒教”，比其他诸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需要。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用了阴阳五行的“天人合一”为宇宙理论学说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经学伦理为核心，给儒学以新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使之定于一尊。从此，儒教思想作为封建“名教”，而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董仲舒的学说核心是儒家伦理，但由于传统文化中宗教与伦理并未彻底分离，确定在其理论基础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仪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深远。把敬天祀祖的古代宗教礼仪整理成了较完备的制度，并作了伦理上的解释。东汉的班固写成的《白虎通》钦定了经学理论体系，规定统一的祭祀礼仪具有国家宗教法典的性质。此后，一套以国家为中心的宗教礼仪逐渐形成，并打着儒家学说的旗号，古代的天帝崇拜祖先，自然崇拜，先王圣贤崇拜等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君主祭天和祀祖的仪典最为隆重，其中的政治意义日趋明显，而祭祀多为象征性。儒家的礼乐传统，一方面继承古代宗教，另一方面又当世提供伦理道德说明，以祭祀实行教化，使人们自觉遵守宗法等级的名分，后来历代封建王朝官方祭祀仪规，都要依次为依据。

（五）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比如：佛、道、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些有“统”有“宗”，但儒教就是整个中国古文化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统”和“宗”。儒教不仅总统着一切方面，而且把它的精神贯彻到各个方面中。我说的意思是，不是霸道的说法，而是事实的存在比如：佛家，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将儒家的学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或不经意地已渗透到里面去了，一些现在用的成语都来自儒家学说，这就构成了中国古文化的大背景，其他一切文化构建，都必须以儒学里面的哲理演变成儒教精神为出发点，也以儒教精神为归宿。比如：我曾去过基督教堂听牧师讲道时，引用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三人之行，必有我师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见贤思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等等，凡是宗教教化之中都离不开儒家的名言、名句、格言、警言或者引用为方言的引用。儒教就是儒学，实实在在，不虚无缥缈。

我认为：儒教就是一棵大树的主干，其他方面就像是枝叶花果，儒教主干一面生长着自己，一面也把营养液输送给树枝花果。自然，这棵大树一面也从枝叶花果那里接受滋养。只要我们弄清儒教问题，就知道儒学。儒学是“根”，“教”是大树主干，传承是发芽生长的枝叶花果。儒学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儒教就是中国上层领域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生命信仰主体。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命运紧密相关，儒教、儒学已广泛运用到多层面、多向度，包含着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文艺等门类，成为中国的一种“儒文化”、“儒官、儒商、儒生、儒将”等等。

儒教之“教”、修道谓之“教”、道家的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人，三者共存。

人与万物尽在其道也，道亦尽在万物之中，人与万物得道者为“德”，此道为儒家的道统之哲学根本，道的贯穿下去就是“教”。“教”之以道，道之以学，学之以用，用之以传，传之以升华。

（六）以儒家思想体系为理论学说为“儒学”，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传统宗教和宗教祭祀等教化活动为“儒教”。儒学继承了古代的宗教传统。六经都源自宗教典章；《易经》是卜巫之书；《尚书》是古代圣王宗教活动记载；《诗经》中大多是祭祀颂歌；《礼记》是祭祀礼仪；《乐经》是宇庙音乐，而《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诗，文学价值很高。

儒教不是讲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教化，学校教育，舞台戏剧高台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祭祀活动的礼仪形式等，集中体现信仰体系的文化形态就是礼乐文化。

儒学、儒教并不矛盾，可以并行，可以交叉，学与教相互结合，构成以儒文化为主体的多元化为一体的文化体系。

儒学、儒教从官方的“上行路线”到民间的“下行路线”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儒教、儒学文化，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儒教、儒学文化、开展深研、交流学术理论，以古老的祭祀仪式渗透传统文化的生根、发芽。儒学是儒家理论的基础，儒教是最终落实，将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固本之学，固本之教，应发扬光大。

（注：本文发表在《孔学纵横》2017年第2期上）

作者简介：

         王钰（笔名：覆盆子），甘肃天水市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供职于甘肃天水监狱。

　　近年，出版文集《笔走大墙内外》、长篇纪实小说《25号监舍》、中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岁月》、发表中篇小说《九花》，主编《神农山与神农文化》，发表论文《青少年纹身初探》、《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矫治对策》、《伏羲、人类监狱发展史的肇启者》等十多篇，论文代表作《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砖雕图小考》、《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教育改造罪犯尝試》、《以儒释道的思想精华教育改造罪犯“道德观”》分别被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天水市社科联等评为“金剑文化工程”优秀文章二等奖和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部颁发银盘一个,10多家社科单位收编《文库》、《丛书》。

　　其散文代表作《祭父》、《祭灶》、《难忘的龙南》等分别发表在《散文世界》，《东方散文》、《中华散文竞赛大观第三卷》中，并获得中国散文大赛优秀奖。

　　现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作家协会、天水市作协会员等。天水杜甫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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