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珠】天水小巷北城根

　　天水小巷北城根

　　我小时候的天水城，包括大城、东关、西关、北关。我的家就在大城里。大城其实就是内城，方圆并不大，四面有城墙，还有城门。北面、南面的城墙与城门拆得比较早，我1954年开始上学，学校叫新华门小学，就是在拆了我家门前的北城墙，填了城外的一个大坑(好像叫穆家坑)后建起来的。而西面和东面的城墙与城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还存留着一部分。这四面墙里的天水内城，拿现在作比照，西门到东门也就是从奋斗巷到进步巷，北门到南门更短，从青年北路北头到光明巷口，顶多两站路的距离。

　　青年北路过去叫钟楼巷。钟楼巷呈南北走向，往北走到头就是北城墙，路西的城墙根底下有条窄窄的小巷，名叫北城根，那就是我的生养地。天水城里巷道很多，差别也很明显，有钱或有影响的人家基本上都住在西关和东关的大巷道里，比如：飞将巷、育生巷、三新巷、砚房背后、进步巷、尚义巷等等。北城根这样的小巷子则大多居住三教九流的小户人家。我的曾祖父是个私塾先生，祖父在一个衙门的下属机构里干过抄抄写写的差事，但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寡妇，给人帮佣和从裁缝铺揽些挽钮门、锁扣眼之类的针线活在家做，苦巴巴地拉扯我年幼的父亲。如此家境能住在北城根，全亏曾祖父当年在这里置了一个小院。小院的北面三间房、南面两间房、都是宽廊檐。西面一溜廊檐不宽，两间住人的房靠北头，另有一间厨房、一间茅厕在南端。从曾祖父到父亲，我家在北城根整整住了三辈人，我们姊妹兄弟七人，除了小弟，也都出生在这里。1960年后半年，我家被迫搬离了这个老宅。十八年后的1978年，六十岁的父母在把我们一个个都拉扯成人后，自己又搬了回来，一直住到1995年北城根被拆除。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北城根度过的。在我的记忆里，北城根巷道不长，院子不多，一个院子一个门牌号，总共十七、八个院子。我家是11号，位于巷道的中间，与新华门小学斜对门。北城根的门牌号由东往西排列，东头的1号院成年锁着门，不见人。2号是个大杂院，不知道房东姓啥，但房客里有一家姓刘，姐弟两人都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他们的母亲病逝，姐姐就不念书了，在家里做饭和照顾弟弟妹妹。3号是个大院子，有两重院门，院门之间种着许多花，房东据说是做生意的。我们巷道里的几个小孩常溜进这家的外院摘花，一听到里院传出脚步声或咳嗽声，便飞快地往出跑，然后站在远处看院子里会出来啥人。等半天，会出来个老婆婆，手扶着院门，朝我们说：“狗狗，跑慢点!防着绊倒了。”4号院子的住户是理发的“待招”。男人天天担着一头是炉子和铜脸盆、一头是长腿板凳的剃头挑子，走街串巷，招揽顾客。

　　再往西面是条Γ字型的巷中巷，因为巷口有棵大槐树，这巷中巷就叫槐树巷道。槐树巷道往南的半截比较宽，往西拐的半截就窄得多了。这窄道北面依次是6号到10号几个院子，南面则是天水市政府的后墙。槐树巷道里最大的院子门牌是5号，院门正对着得槐树，房东是家裁缝。院子里有口甜水辘轳井，我们平常的饮用水都从这井里往上汲，裁缝脾气倔得很，他家的井水不收钱，但他看不顺眼的人绝不敢贸然上门去打水，赶上他不高兴时，据说能叫你把打上来的水倒回井里。所以，半个北城根的人都吃他家的水，却没有几个人说他好。槐树巷道顶里头的6号院，只住着一家人，其儿子也是我小学同学。我家院子的东面就是这个同学家的西房后墙，他家的人不准我们在这墙根底下堆放东西和倒水。为了减少摩擦，我大弟出生后，我们沿着自家院门由北往南又砌了一堵墙，墙南端安了个二道门。从此以后，院子东边被隔出了一条二门巷，与这一家邻居的西房后墙拉远了距离。尽管如此，他家的人还时不时地跑进二门巷察看他家西房墙根是否安全。

　　槐树巷道的几个院子中，我最熟悉7号大杂院。大杂院里有我一个姓史的女同学，父亲在一家工厂做饭，祖母和母亲成天在家糊火柴盒。她一放学回家，就要和弟妹们一起帮大人干活。我去找她玩，也“解救”不了她。这时候，我要么帮她糊火柴盒，要么自己在她家院里玩。玩来玩去，院里的其他几家也都串熟了。知道挨着院门住的一家姓韩，是糊顶棚的，有个女孩比我大一点，但没有上学。另有一家木匠，家里几个娃娃都是男孩，其中一个小名叫老根根。老根根妈有点瘿瓜瓜——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姐姐从兰州回来生娃娃，天水讲究，女儿不能在娘家坐月子，我家就从老根根家给姐姐租了一间房子。这房子跟他家的柴房连着，柴房北墙上开有一扇小门，小门出去走几步就到了我家院子。

　　10号院有一家是做馒头的，男人每天下午肩膀上扛个圆圆的簸箩，在钟楼巷拖长了声音叫卖馒头。天水人平常都是烙馍馍吃，逢年过节或者办喜事、送葬时才蒸蒸馍。因此天水奚落一个人见识少时常说：你就晓得蒸馍过年吃!蒸馍尚且不能经常吃，那花钱买馒头吃肯定就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了。蒸馍跟馒头形状不一样，用料也不一样。一般都是用苞谷面发成酵子，然后揉上白面(麦面)，蒸的时候，搓成胳膊粗的面棒，再一一剁开便上笼。而馒头是精白面的，而且蒸的时候还要一个一个地往圆里揉。我看着这家老婆蒸馒头就馋，回家背着父母向祖母要钱。祖母总要扁着没有牙的嘴数说我：你就造孽!吃得饱饱的，还要买啥馒头哩?

　　从槐树巷道出来向西走一段路就到了我家。这一段路上因为只有老根根家一扇院门，平常还一直从里面锁着，所以显得很僻静，成了我们小孩跳房子、抓石子、弹杏核、翻洋片，尽情游戏的美好天地。我家离这里最近，我当然便是这里的主角，很多时候，我还把小伙伴领进我家的二门巷道玩，吵得太厉害了，我祖母和邹娘就往出轰我们。

　　邹娘是租住我家南房的房客，她丈夫邹爹爹是煽醪糟的小生意人。邹娘的娘家在三阳川，哥哥在天水城里烙糖饼有了根基后，把她从乡里带到了城里。邹娘心灵手巧，非常能干，邹爹爹卖的醪糟是她一手所做，操持家务、伺候丈夫、拉扯娃娃，也都是她的活。邹爹爹挑个担子满街转，遇上要喝醪糟的，放下担子煽上几碗挣了钱，赶紧打发跟在身边帮忙的小儿子送回家，邹娘才能去买面倒油(买油)，糊弄一家老小的肚子。邹爹爹挣不来钱，脾气就不好，成天骂老婆、打娃娃，还要抽水烟、吃好饭。为了贴补家用，邹娘四处揽零活，给人补衣服、锁扣眼，挽纽门，什么都干。正月十五卖自己糊的灯笼，五月端午卖自己缝的荷包。她还有一手绝活，会用西瓜籽串各种动物。那时候的人，日子过得紧巴，一个夏天也吃不上几回瓜。我们小孩嘴馋，吃完瓜瓤连瓜皮都啃得薄薄的，瓜籽当然就更稀罕了，握在手心里一个一个地嗑，还要向小伙伴炫耀。可为了让邹娘给串动物，我们硬是能咽着口水，省下瓜籽。邹娘原先不识字，后来她跟着我祖母信了耶稣，上天主堂、唱圣诗，一来二去地竟然认下了许多字。我和她小女儿经常翻书里面的字考她。碰上她认识的，那表情就像考试得了100分的小学生;碰上她不认识的字，就恼羞成怒，挥着扫炕笤帚轰我们。邹爹爹过世后，我们新华门小学的一位老师看他们可怜，就让邹娘给她家带孩子。这位老师的丈夫是天水专员公署的大干部，住在砚房背后，邹娘家便搬离了北城根，也住到砚房背后她哥哥家的院里去了。

　　邹家搬走后，我家南房又住进了新房客。房客家的三儿子跟我小学同班，父亲和大哥都在汽俢厂工作，母亲后来当了北城根的居民组长。他家孩子多，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妹妹，一家七口人租住在南面两间房子里，连个厨房都没有。我家北房是三间，而且是宽廊沿，以后干脆就在廊沿西端做饭，把原来西房南头的那一间厨房当成了放杂物的柴房，他母亲便想让我家将这一间柴房借给他们住人。本来这事情可以好好商量的，但当时私房改革，那两间南房已经不属于我家，他家觉得自己现在住的房变成了“公家”房，便理所当然地不再把我家当房主，还时不时放话出来，说房改只“没收”了我家两间南房，太少了，不合理。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小柴房让出去，肯定就成了“刘备借荆州——有去无还”，我父母没有答应，两家关系开始趋于紧张。

　　我父亲在铁中上班，不天天回家，我当家的祖母当时已经去世，母亲不识字，人又老实不会说话。大跃进后期，街道上办起了居民食堂，院里的居委会组长就盯着我母亲，连哄带逼，硬是动员我们一家人入了食堂。等我父亲回来知道此事时，全家的粮食关系已经被转到了辖区的奋斗巷居民食堂。而当时，北城根的所有其他住户、包括组长家都在自己家做饭吃饭，并没有第二户跟我家一起也来享受入食堂的“殊荣”!在那缺粮少油无副食，饥肠辘辘的大饥荒年代，家家吃不饱，但一家人在一起还可以瓜菜代粮、稠稀调济、抱团度荒。我母亲则拖着我们五个孩子命系食堂，家不成家，冰锅冷灶，成了北城根的另类人家，也成了北城根街坊眼中的“瓜怂”。为了退出居民食堂，跟别人家一样共渡难关，我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先通过转学把我和大弟的粮食关系分别转到了铁中和铁小、让我们住校。半年后又通过搬家转关系，让我母亲和三个弟妹“逃离”了奋斗巷居民食堂，也“逃离”了北城根老宅。

　　12号院的范家是我们的老邻居，几十年来关系一直很好。范爹爹是典型的老好人，见了谁都和和气气。他因为眼麻得太劲大(高度近视)，早早地便赋闲在家，当家的老伴范娘虽然出身农家不识字，却行事大方、精明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她家院里也有一口井，但不是甜水，我们平常洗洗涮涮的用水都出自这里。范娘家的儿子年龄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在东关小学给我父亲当过学生，见了我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先叫陈老师，再叫陈爸。范娘家的大女儿跟我姐姐同岁，解放前就上了小学，解放后接着上中学，又到兰州上中专，以后一直是天水农具厂的骨干技术人员。她的女儿90年代上兰州商学院时又凑巧成了我的学生，两家关系一直沿续三代到现在还有来往。范娘家的北房曾经住过一家租客，男人是青年北路小学的赵校长，以后被反成了右派，在满世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的唱骂喊打中，才知道他名叫赵仰云。他们家好像是庄浪人，老婆和几个孩子说话土，穿着也土。大儿子赵富德从老家转入新华门小学，跟我上过一个班，但没有多长时间就跟着父母一起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范家院子的西边，又是一条向南拐进去的窄巷子，巷子中只有两个院。窄巷子的后面一个院房主姓罗，罗婆跟我祖母交情很深，都信耶稣，平常串门聊天，星期天一起去教堂作礼拜。我祖母有肚子疼的老毛病，一疼起来肚子上会鼓起个包。每到这时，她就让我去请罗婆。罗婆和邹娘坐在我家炕上，一边轮换着给她揉肚子，一边作祷告。说起来也怪，这么折腾一通后，我祖母的肚子真的就不疼了。起初，罗婆的儿子不在天水，有一年，忽然领着老婆、孩子从四川回来了。那老婆是四川人，几个孩子也都说一口四川话。当时的天水外地人不多，而且大都是抗战期间逃难来的河南人。所以天水人把外地人全当成了河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把罗婆家的三个孙子叫河南侉子，还怪腔怪调地学他们说话。听我婆说，罗婆的儿子原先是解放军。可我不明白：解放军那么了不起，他为什么不穿解放军衣服，还成天呆在家里?长大了才明白，他这个解放军并不硬气，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投诚起义过来的。从四川回到天水后在工商联上班，闹文化大革命时被整得很惨。

　　罗婆家院子外面有一小片僻静的空地，南面和西面都是房屋，但这些房屋却背对我们北城根，院门开在另外一个巷道——砚房背后。那西面的高院墙里住着我小学一个姓赵的同学，她家院子很大，正门位于砚房背后的幽深处，大院里住着叔叔伯伯好几家，人不少。为了上天水一中和新华门小学的孩子们方便，赵家在自己的东墙角上开了个小门，门一开就是罗婆家院外的空地。这个小门在北城根没有门牌，平时也老是从里面锁着。但我们常常会趁小门开着的时候“打捷路”，溜进去穿过赵家大院，从砚房背后一直跑到城中心邮电局大街上。跟赵家院墙垂直的南院墙比赵家的院墙还要高，墙里面的院子在天水很有名，过去叫贾家公馆，以后叫公安处。贾家公馆的主人是天水开明士绅贾宇清，祖上在外地当过官，公馆盖得非常气派，正门面向大街又不在大街上，到大街上去要由北向南走过一段百十来米长的短巷道，巷道其实就由天水市政府(最早是陇南书院，后来变成天水中学，以后成了市政府，再以后又变成秦州区政府)的西墙和天水邮电局的东墙夹峙而成，既宽敞又安静。我祖母以前在贾家公馆帮过佣，据她说，公馆里面大得很，四、五个院子，一个套着一个，还有一个大花园。我舅舅家住在砚房背后，每次去舅舅家，经过贾家公馆时，我总要探头探脑地往门里面张望，但贾家公馆已经成了公安处，不让我们小孩子随便靠近，更不让我们进去。直到1968年，旧公检法被“文化大革命”砸碎以后，学校“革命委员会”派我们去整理材料，才有幸走进了贾家公馆，但那时候的它已经不神秘了，可我还是在心里把它跟《红楼梦》里的贾府进行了比对。

　　再说回北城根。从窄巷子出来，北城根西边还有四个院子。头一个是15号院，比我家和范家院子都大。主人丁爸在西关开着一个杂货铺子，公私合营后因为年龄大，身体不好，嗓子眼里老是“呼噜呼噜”跟扯风箱一样响，他老婆就去铺子里上了班。他们家孩子不少，老大和老二都是姑娘，年龄比我大一些，她们的妹妹年龄又比我小一点，但我们常在一起玩。院子里还有两家房客，一家男人是个干部，出来进去根本不理我们这些碎娃。女人原来是家庭妇女，后来在文化馆东面的自行车修理铺参加工作了。他家的孩子是两男两女，名字我都还记得，但我们却在一起玩得不多，妈妈上班，他们似乎都要承担家务，不像我一样，家务有祖母和母亲做。另一家的女主人跟12号院的范娘是亲姊妹，我上小学时，她的大儿子就在兰州上大学，有一年夏天，在黄河里游泳被淹死了。她哭得死去活来，落下了一身病，不久便去世了。男主人个子很高，在建筑公司干活。他们的小儿子虎虎，人有点憨，没怎么上过学，长大后也在建筑公司干活，范娘帮他找了个农村媳妇，身体很强壮，北城根像我父母这样缺劳力的人家就雇她挑自来水，平时也给她和孩子送些自家娃娃穿旧的衣服、鞋子。

　　北城根巷道的倒数第二个院子是个编织厂，大概归街道或民政局管理，干活的大多是老弱病残。编织厂院子很大，树也多，杂乱地堆放着竹棍、铁丝等材料，工人们多数时间在院里干活。他们手不闲，嘴也不闲，打打闹闹，好像非常快活。听我父亲说，过去这里叫王氏佛庵。王氏是天水大户，先人做过官，祖宅在砚房背后。这叫佛庵的院子与祖宅有小门相通，想当年应该是王家先人念佛俢行的地方，可以后不知怎么就慢慢变成了公众场所。我的曾祖父当私塾先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开馆授徒。

　　等到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编织厂又变成了石膏厂，有一年的暑假，为了挣钱，我还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干过砸石膏、剥云母的加工活。砸石膏是个不须用心的苦活，就是把烧制石膏的矿石砸成核桃大小，这活男女老少都能干，砸一筐好像是给六分钱。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挣了几个钱，但忘不了因砸石膏弄丢家里的斧头而被大人们数说了好几年。剥云母那是跟绣花一样的技术活，要用刮胡子刀片把一块块云母剖成跟纸一样的薄片。现在想来，这根本就不是小孩子能干了的活。所以当年的我，贴上自己钱买来刀片，手指头被割破多处，剥成的云母片却怎么也达不到标准。最后，由我祖母领着去求人说好话，才总算没给石膏厂倒赔云母。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我家搬到了西站铁路工房，再搬回来时，已是1978年，石膏厂又变成了编织厂，看样子规模比从前大了，但巷子里的小孩却不再像我小时候一样跑出跑进在这里玩耍了。

　　我家搬走后的这十八年里(1960——1978年)，北城根许多院子都没有了以前的模样，院里加盖了不少小房和厨房，许多原先的住户、旧人不在了，又增添了许多新人新户。每当有住户仗着资格老、欺负我父母时，12号院的范娘就会挺身而出、很权威地告诉那些人：你是晓不得，这陈家那才是北城根的老住户哩!北城根因城墙而得名，我上小学前两年，北城墙就被拆了，但北城根依然叫北城根，不过和相通的西仓巷、砚房背后合起来组成了奋斗巷居民委员会，后来的人就把它也叫奋斗巷了。现在，叫什么都无所谓了，因为这条小巷已经彻底不存在了。1995年，一个曾经跟我同过学、也是在北城根长大的人，三弄两弄变成了房地产商，把北城根开发成了商住楼。原来的院子拆了，原来的住户迁了。商住楼里住进去的都是新居民。新居民们肯定不会关注：最初的几年，每逢学校放寒暑假时，一个老人被女儿搀扶着常来这里。那老人一步步用脚丈量着走到某根电线杆旁，便举起手中拐杖指点给女儿看：这里就是我们家院子的老地方。——那女儿就是也到了怀旧年龄的我，老人就是我那至死不忘先人老宅的父亲。

　　(成于2005年，修改于2022年)

    作者简介：陈爱珠，一九四七年生丶甘肃天水人，曾就读天水一中，历经插队下乡，恢复高考当年入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省财经大学执教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