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游击战偷袭刘邓大军 被俘两千遭集体处决
“小保队”多如牛毛,很难把他们区分出来。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和当地老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一些过左做法,甚至一些老乡也帮着“小保队”,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情报,相反,“小保队”的消息却很灵通,我们很难打击到它,它却能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大别山都是山路,拐弯多,草啦树啦也很多,掉队两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队”抓到杀掉。我们团有个战士,掉队掉了400米左右,被他们拉到树丛里,我们只听他叫了一声,等我们赶回去,人已经被杀死了。听说十六旅有个工作队员,被“小保队”抓到后,死得很惨,又是割鼻子,又是挖眼睛、割生殖器。“小保队”还特别顽固,有一次十七旅抓到一个“小保队”,年轻也很小,只有十八岁,我们处决他时,是用刺刀捅的,一刺刀下去,他还在那里喊:“老子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都还很残酷。这事我见过好几次,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大冬天的,没穿上衣,只穿一条军裤,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这些伤病员十有**都活不了,有些是被“小保队”搜出来的,有的可能是被老乡主动交出来的,群众基础很不好。“小保队”抓到这些伤病员,砍成几块,胳膊、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我们出大别山时,还见到有5棵树上吊死了5个人,都是解放军,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这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干的,他们还想要个好名声。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蒋介石关于“围剿”大别山的讲话,也讲到了要“要严明纪律”,改变人民的观感等等。“小保队”就无所顾忌,简直是天绝人性。国民党政权也鼓励它这么干。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战士们普遍有两怕,一怕负伤生病,二怕掉队。
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
我当时被抽出来参加工作队,我们是在英山县一区,一共有8个人。那时“小保队”真是太猖狂了,我们晚上住宿,一个晚上要转好几个地方,我们几乎没在一个地方睡过一夜的。到老乡家里住下后,我们要把屋门顶上,还得警告那家的主人:“不要给‘小保队’报告,如果你们给‘小保队’报告了,我们先把你们打死,要死咱们一起死。”我们的工作几乎没法开展,我们搞起的“贫民团”很难生存下来,参加“贫民团”的,很多都被“小保队”杀掉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叫“贫民团”了。英山县二区有个工作队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就用大钉子把他钉在墙上,过了一星期才死掉。还有的是被石头砸死的,砸得都成一堆肉泥了,根本认不出来。那时我们都有一个想法,遇到“小保队”,就是战死,也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抓到,他们的手段真是太残酷了。有一次我们被“小保队”围住了,他们有几百人,有的手里有枪,有的拿着扁担,他们到了我们跟前,我们把为首的一个打死了,他们害怕了,我们再一追,他们才跑掉。想想那次也很危险。
“小保队”对待解放军女战士的手段更让人发指。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讲过一件事:六纵参谋处长王毓淮有次带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发现有一家房主说什么也不让部队进去。王毓淮觉得情况可疑,进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媳妇,怯怯地看看房主,又看看他。王毓淮总觉得眼熟,再一细看,原来是野政文工团的一个女战士,王毓淮曾经看过她的演出。这位女战士生性活泼开朗,被“小保队”抓到后,当作了小老婆,这位女战士平常也不敢哭,怕被杀害了。王毓淮得知事情真相,救出了这位女战士,处决了这名“小保队”。
杨锦华回忆说,大多数女战士命运更惨,她们被“小保队”抓到,遭到强奸后,又被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了。
“小保队”残酷行径,使解放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就是战士们不愿意到地方工作。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有个炊事员,是个40多岁的老战士,走路不大灵活,有时行军也吃不消,部队准备把他派到地方工作。团长李耀光找他谈话:“你年纪大了,部队天天要行军,不如到地方工作吧。”他到地方当了区委书记兼区长,但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小保队”仗着人多势众,经常围攻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转移,比在部队行军还苦。他就又跑回来找到了四十七团,看到李耀光就哭了:“团长,我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当时有不少人都要求回部队,不愿意到地方工作,这个口子李耀光当然不能开,他说:“你已经到区里工作了,怎么能回来呢?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这个炊事员垂头丧气地想了一会儿,说:“再给我一些人,一些枪和子弹,我们要对付‘小保队’。”李耀光就又给了他5个战士,5支枪,500发子弹。这个老战士流着泪离开了部队,但一直到刘邓大军出了大别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十七旅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四十九团司令部有个叫袁波的参谋,到旅里参加参谋训练队时,旅里让他到地方工作。没多长时间,他一个人又跑了回来,找到李德生,像小孩一样呜呜地哭鼻子:“旅长,让我回来吧,我受不了‘小保队’了,我宁愿在这里打仗死了,也不愿意去了!”李德生当然也不敢轻易答应他,他必须硬起心肠:“不行,让你去工作,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怎么能随便回来?你们现在是军分区领导的,怎么能说走就走了?”袁波只得又硬着头皮回去了。
另外就是伤病员安插比较困难。四十七团有次行军,看见一个伤员靠在树上,他们还以为他活着,其实是被杀害了,用竹子从肛门插进去,插到了喉咙口,竖在树旁。部队有了伤病员,他们宁愿跟着部队,也不愿意被安插在老乡家。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赵魁华生了疥疮,身上还有虱子,疥疮慢慢地恶化了,疮疱很大,连走路都困难。连长说要把他留在老乡家养病,赵魁华当场就急得要哭了:“我不走,我要跟着部队,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说什么也别想把他留下来。赵魁华还是比较幸运的,经过治疗,疥疮很快就好了。那些留在老乡家的伤病员,大多数都被“小保队”残杀了。
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小保队”还特别顽固。四十九团有次行军,两名侦察员先上马出发侦察,刚拐了一个弯,10多个“小保队”窜出来,把两人扑倒在地,用石头活活地砸死了。骑兵通信员屈海发现后,忙向苟在合汇报。苟在合赶马过来一看,气得脸色通红:“去命令部队,把这座山给我围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跑!”四十九团很快抓住了10多个人,但这些人个个装作很老实的样子,都说自己是老百姓。部队也没了办法,苟在合狠狠地说:“给我搜,只要身上有枪有刀的,一律捅死!”结果搜出了几个身上有枪有刀的,警卫排上去把他们捅死在了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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