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李白缘何“自谓羲皇人”?

2010-12-26 来源: 浏览量:

  二、表达出李白对伏羲创造远古文明及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兴旺不衰的创新精神的崇尚和呼唤,他对平庸陈腐、不思进取的社会流弊深恶痛绝。

  李白深深体会到在远古洪荒时代,以伏羲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在种稷黍、织网罟、制骊衣、庖美食、制琴瑟、推甲历等方面的创造,特别是在结束结绳记事、创造原始八卦方面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超群和难能可贵。这种伟大的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原动力,是中华文明兴盛不衰、连绵不断的命脉。如果没有伏羲那个时代的一系列伟大创造,恐怕不知道后  人们会在多么漫长的时期里还过着茹毛饮血、巢居洞卧的生番生活!

  李白“自谓羲皇人”,就是他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崇尚与标榜。在这种创造精神感召和鼓励下,尤其在青壮年时代,他对社会的改造、文章的创新,抱负远大,年轻气盛。他有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和“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的豪情壮志;也有过“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与元丹邱方城寺谈玄作》)和“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毕冷笑”(《上李邕》)的独立思考;他还有着“因人耻成事,贵欲决良图”(《赠张相镐》)和“扫梁园之群英,挽大雅于东洛”(《鸣皋歌送岑征君》)的创新宏图;也还有过“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和“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的卓尔不群。虽然由于历史际遇,他未能施展政治上的宏图大志,但在诗歌创作上,他无疑是创新的卓越典范。他那像群星灿烂般的名作佳构,在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上,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无人企及的顶峰。他的创作,气魄恢宏,形象奇丽,意境高远,大有汪洋恣肆、石破天惊之感。尤其他把两汉魏晋乐府继承过来,用其曲牌创作的《将进酒》、《白头吟》、《塞下曲》、《战城南》、《陌上桑》和《子夜吴歌》等,推陈出新,清新俊逸,又明白如话,琅琅上口,与他创作的古诗、律诗和骚体诗一起,构成诗苑绝唱,千古流传。他那么多名作,充满丰富多彩的想象和创造,真如“诗圣”杜甫所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与李白创新精神相对立的就是平庸无能、因循守旧,窒息独创和革新活力的流弊和文风。唐以前,特别是六朝以来,浮艳之风渐盛,雕虫小技风行,形式主义竟成学人时尚。虽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革新,但成效不显,难挽颓风。加上唐帝国建国一百多年以来,已渐趋保守,粉饰太平成为统治的需要,因此,便形成了浮艳之风和形式主度滋长的大气候。李白对此深恶痛绝,他曾慨叹:“大雅人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第一》)他还声言自己,“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还山留别金门知已》)他在大声呼唤用伏羲、炎黄以来古贤的创新精神抵制保守主义、形式主义流弊。他还在《古风第三十五》中极尽嘲讽之能事,讽刺挖苦了当时再现的“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的庸俗作风:“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天天真。……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这些自古传为笑柄的丑风陋习和雕虫小技,竟然被当时的文人政客像捧臭脚一样地捧上天,而且还能坐享荣华富贵,实在可悲!这是对李白崇尚的创造精神和自伏羲、炎黄以来我国文明中最可宝贵的创新传统的亵渎,是社会进步、文化创新的绊脚石,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李白的强烈谴责。

  三、表现了李白对伏羲时代淳朴真诚的民风民情以及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的向往与赞美,反映出他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奢靡腐败现状的满腔义愤。

  伏羲时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在氏族内部人人平等,相依为命,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却能无私劳作,和衷共济,有难同当,同甘共苦。后人对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和羡慕,是在面临阶级压迫和尔虞我诈等社会问题之后所产生的。

  李白生当唐帝国由盛渐衰的时代,他25岁就浪迹天涯,是想寻找实现远大抱负的机会。然而,当他被吴筠推荐到朝廷翰林院后,反遭宦奸高力士等人谗言,不久被迫离宫,到处漂泊。安史之乱时他想依附永王李璘的幕府为朝廷效力,不成想又陷入王室内斗,随着永王的败北他被牵连无辜流放。他的晚年一直是在流放途中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他的一生大志未遂,比较坎坷。尽管他对社会和人民在离乱中的疾苦,体察和反映得远不及杜甫那么深刻,但他在颠沛流离生涯中也饱尝世态炎凉,再加上他受黄老哲学影响出世隐居的思想较浓,因此,便显得更强烈地向往、倾慕并讴歌赞美伏羲那个时代淳朴真诚的民风民情。他诗中多处赞美过太古淳风。在《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他美化了韦太守在战乱年代把贵乡(今河北唐县)治理成了世外桃园的政绩,说贵乡的风俗人情,淳朴得简直赶上伏羲远古时代了,方圆百里其所以不受乱世污染,正因为“百里独太古,陶然卧羲皇。”韦太守几乎是羲皇再世了!他借此充分反映出对伏羲那个时代淳朴风尚的呼唤和渴求。

  李白对伏羲太古淳风的赞美,并不是要人们退回到原始社会那种低水平物质文化生活中去,而是针对现实社会奢靡腐败、是非颠倒等等弊端,发出的一种正义申斥。他愤然写道:“德自此衰,吾将安栖?”(《万愤词投魏郎中》)面对着那种蚯蚓嘲龙、鱼目混珠,“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前门长楫后门笑,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的伪诈社会,他只能愤世嫉俗地声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向往的太古淳风,是同当时的社会弊端相抗衡的。他认为腐败奢靡、虚伪诡诈之风的蔓延,是对伏羲开创的以淳朴真诚为尚的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背叛,是伏羲和炎黄的不肖子孙的丧德辱祖行为。他描述和赞扬的太古淳风,是作为回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源流,与社会昏暗面相对抗而树立起来的光明面;也是作为他对人与人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式,可以说是李白对经济比较发达的盛唐社会提出来的一种返朴归真的心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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