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神话中作为创世神的伏羲

　　那么刘歆为什么要将伏羲与太昊并称呢？

　　刘歆根据当时人们的古史观念，将古帝的代序从黄帝向上推，认为最古的帝王应是伏羲。同时按照他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帝王应从木德始。于是他从两个方面找到依据，一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刘歆据此而推：“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以太昊为古帝之首。二是从《易传》中找到依据，《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接着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帝皆继太昊伏羲而立。

　　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赞》和荀悦的《汉纪·高祖纪》对刘歆创立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的过程均有记述，荀悦言：“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称‘帝出乎震’，故太昊始乎震，为木德，号曰伏羲氏。”

　　刘歆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但是，刘歆此说并非是完全无据的妄说，今天来看，对刘歆的说法应有如下认识：首先，它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的表现，随着人们历史意识的丰富，司马迁从黄帝开始排定帝王世系已不足以反映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上古帝王，因而需要再向上推溯，重新安排上古帝王世系。其次，如上所述，伏羲传说本始于南方楚地，而太昊是东方夷族的先祖，随着战国、秦汉时民族血脉和文化大交流融汇，伏羲与太昊的传说合流成为可能，司马迁仅以华夏先祖黄帝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民族和合、文化融汇的实际情况，而以太昊伏羲为百王之祖，表现了当时民族统一、文化主脉已经形成。其三，刘歆排定的古帝王世系宣扬了“圣王同祖”的思想，将先王古帝同纳于伏羲一系，有利于民族凝聚，文化一统。

　　五、余论

　　在讨论了伏羲在传世文献的记载、神话传说中的遗存及其在上古帝王世系中地位确立过程后，我们看到，伏羲传说经历了一个从神话到历史的演化过程。伏羲是人们意识中的产物，是先民对宇宙起源的追索和构想的产物，最初的形态存在于原始的创世神话之中，而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随着人们思维形式的发展和历史意识的丰富，原始神话经历了一个观念化、哲学化和历史化的过程。关于伏羲的传说和想象也进入了原始哲学和历史之中，于是人们将创世神话中的伏羲抽象为宇宙的本原和起始的概念，将作为创世神祗的伏羲想象为人类的祖先和帝王，伏羲因此而进入历史领域，成为了历史上的最早的帝王。至于伏羲最后成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确立在古史帝王世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于刘歆一方面根据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其政治需要，以其新五德终始说将伏羲附援于太昊，重新排定古史帝王世系的结果。认清了伏羲这个从无到有，从神到人，从神话、观念到历史的演化过程的实质和真相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关于伏羲氏的名号、时代、地望、族系等争讼不已问题，其实都不一定是问题。

　　对于上古传说时代伏羲、炎帝、黄帝、尧、舜、太昊、少昊、蚩尤等帝王，古史记载存在着许多混乱。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学派提出许多疑问和考辨，随着现代考古发现，我们对于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近年来，古代文明的探源和对古帝世系的研究又成为热点，但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许多问题仍聚讼不止。例如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则有西部仰韶文化说、西部马家窑文化说、东部大汶口文化说、中原说、中原裴李岗文化说、长江流域说。炎帝（神农氏）的地望有黄河上游说、中原说、黄河下游说，有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有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黄帝的地望有陕北说、渭水流域说、中原说、华北说、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也有黄河下游说。甚至有人认为“黄帝和伏羲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黄帝作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就是起于东夷的舜”，“神农炎帝就是《尚书》中所记中国最早的君主——尧”[7]。“炎帝就是蚩尤”[8]。因而有人针对上古帝王传说研究中的混乱情况说：“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许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论证，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个0或者是一个负数”[9]。造成这种混乱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许多研究论证只是推测或是将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简单比附，缺乏科学、历史的方法。

　　从我们对伏羲的讨论可知，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及其世系，有些在历史文献中地位确立的过程较晚，是人们观念中的产物，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附会的结果。我曾在《论中华民族共同先祖的确认》一文中谈到，周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到黄帝。《尚书》从尧写起，整个一部《尚书》没有出现“黄帝”字样，甲骨文中也未见“黄帝”。黄帝的名号源于“五方”观念。从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观念，卜辞中就有东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记载。“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观念大约在西周初年开始演化为“五方色”的观念，以“五色”显示“五方”。《逸周书·作洛》载：“周公……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周人起于黄土高原的陕地，以黄色为贵。沿袭殷人五方观念，周人也将天下划分为五方，并以五方色称五方之帝。王权所在地洛阳为中土，中土为黄，则国称“中国”，帝称“黄帝”。《淮南子·天文》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在周代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理念有关，是周族加强对四方各族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黄帝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形态化[10]。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记忆是一回事，对于历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史前时期，文明初开，历史记载全凭口耳相传，由于历史意识本身的历史性，先民们探究和传诵历史时，难免会因为历史意识的局限和出于人为的目的而附会历史，因而可能有虚构和想象的成份。对此，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观点，也就是说，古人对上古帝王及其世系的创造过程，是做加法，逐渐敷衍产生的。那么我们在对古史帝系做研究时，则应采用做减法的方法，既不可把神话当成历史，也不可仅凭史籍的记载而断然结论，对历史文献，也应历史地去看，参照考辨，去伪存真，溯其流，探其源，廓清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