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身世、婚姻与家庭》（一）

 

 

胡怀琛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中说，"李白是个突厥化的中国人"。他还认为，李太白的"那种豪侠超逸的思想，及其奔放飘忽的笔调，都不是纯粹的中国人所能做得到的"。胡先生还说，"前次在逸经社遇到林语堂先生，和他闲谈，他也说李太白的诗和他的国籍有关"

 

再后，有俞平伯先生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一文发表。俞先生认为，(李白)"他家久住在西域(怎么去的不知道)大慨在碎叶附近，若确切指出恐亦难信。"

 

以上，诸大家作如是说。

 

1971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新著《李白与杜甫》，该节在征引范传正《唐左抬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以后(其间严辞批判了陈寅恪的文章)认为，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自此以后，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和家世的探索文章迭出，但说法仍不一，论辩更复杂。李白生于碎叶，其出处见范传正撰写的碑文。此碑文实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事实上，李白被唐代宗任命为左拾遗时已死。因此虽称左拾遗，只是一个空头衔。不过，范传正作碑文则是在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之后的事情，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范传撰此碑文时，时距李白之死已五十五年，但他的碑文正如前文所述，范传正得到的是李白孙女搜于箱箧中的，由李白亡子李伯寓遗下的手疏。该"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只能"约而计之"。其"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之说，应是研究李白生平和身世的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文字记录。关于李白祖系中"隋末遭难"一事(李白的家世，本书后面将另有论述)，一般方家均认为，是指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听术士进言"李氏当有天下"，乃大杀李氏家族的那场劫难。那场劫难巾．李氏(李浑、李敏、李善衡等)宗族死"三十，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微"。李白的曾祖父(胡怀琛先生如是说。笔者亦作此推断)时尚年幼，在"尽诛天下李姓"时，得以幸免，其一房"被窜于碎叶"。故此"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陈寅恪先生认为，叫隋时西域之疆域未达碎叶，隋炀帝西征破吐谷浑时，疆域仅及鄯善、伊吾、高昌等地，唐时才达碎叶，何以李氏家族隋末即能逃窜至碎叶呢?其实，隋炀帝时，西域和内地往来已十分密切。大业三年吏部侍郎裴矩，"知帝好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罔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曲倾以去，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部善，总凑敦煌。......帝大悦"。既然当时诸商胡多来中国，中国之人何以不能多达西域及更远的地方?有来，即有往。诸商胡返回时，汉人又何不能随之而去呢?所以说，隋时疆域仅达鄯善、高昌、伊吾，就断定中国人不可能越伊吾、高昌、鄯善而远去，是没有艇据的。隋时各地关隘把守固严，但伊吾、高吕、鄯善以西以北各地之西突厥国诸部落之间或各城之问亦设长，并自立为国，城与城之问，即围与国之间，其道路的通畅性，因其人烟稀少，反而更利于逃窜。是故，我们可眦断定，隋大业十一年)李氏家族余党，"三从以上皆徙边徽"后。众李氏族人肯定处于被监禁的境地，漫受凌辱。这样他们中的一部分只好选择西逃(从鄯善、高吕或伊吾西逃)之路，为免于被追杀，他们必然远遁。于是才可能有"一房被窜十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如果他们仍处于被监禁之中，是不能"隐易姓名"的，而且"隐易姓名"也没有必要，只有被逼迫窜逃之后，为防止追杀和再次陷入囹圄，他们才会"隐易姓名"。或许，在他们还没到达部善、高昌或伊吾时，于半途中，甚至在京都的那场杀戮混乱中，就已经有部分人逃窜了，也未可知。李白的曾祖父，在劫难时之所蹦能躲过厄运，盖因为年幼易蒙混之故，否则早已被诛杀了。正因为年幼，很可能随家人或婢女奴仆们逃亡，所以他们逃亡的细节也不会被详尽地记述下来(留下口头传说却是可能的)。加上，大业之难距李白之子李伯禽诞生(约生于唐开元廿五年，即公元737年)，时间已过去了一百二十二年，写手疏当然不能尽述。逃难之事，虽已隔朝，仍不算光彩，故而不能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