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汉简书写千年的文明

　　“就目前而言，国内外研究汉简的成果基本上是围绕甘肃汉简的研究。其中《流沙坠简》、《居延汉简考证》、《汉简缀述》三本书是汉简研究的三个里程碑。”张德芳说，尽管近年来南方各地先后出土了大批秦简、楚简、三国吴简和晋简，但甘肃汉简的地位不能替代。说甘肃是汉简的泱泱大省，说甘肃是汉代简牍的“渊■”并不为过。

　　贰 甘肃简牍 发祥地荣耀下的冷寂

　　张德芳的另一个身份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每次上课时，他总会给学生们说，西北汉简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张德芳说，甘肃乃至西北汉简是原始记录，是当时留下的文件档案，对我们研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丝绸之路、民族关系、邮驿交通、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从殷周到汉晋的2000多年间，竹木简牍一直是历史记录的主要载体。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王国维，曾研究过斯坦因发现的这部分汉简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于1914年2月和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由此而兴起了可与敦煌学比肩的中国简牍学。甘肃是中国简牍学的发祥地，而且后来的多次重大发现，也使世界为之震惊。

　　张德芳说，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而甘肃汉简涉及的学科门类是多方面的，其学术上的价值也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作为文字载体和书写材料，包含的丰富内容带来了各学科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就;作为行政和军事文书的原始档案，它的出土大多是当年的边防要地、军事要塞和重要的行政机构。

　　“到现在，《流沙坠简》仍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张德芳说，虽然，当时斯坦因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他们却把简牍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为中国简牍成为国际显学做了一定的贡献。由于甘肃汉简的发现而兴起的中国简牍学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构成严密、科学的知识体系。

　　但饶有意味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由敦煌藏经延伸出来的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被甘肃人津津乐道继而骄傲，世界因敦煌藏经而知道了敦煌莫高窟，因敦煌莫高窟而知道了甘肃。然而，由楼兰、尼雅及敦煌长城沿线发现的汉晋简牍而兴起的中国简牍学却一直比较冷寂。

　　叁 汉简之史 一座容量巨大的历史信息库

　　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甘肃汉简的发现，为人们廓清了迷雾，解开了疑团。

　　张德芳举了两个例子：比如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悬泉汉简中有关佛教的记载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佛教就已进入敦煌，并有相当影响。这比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早了200年，从而为研究佛教传入西域和中原的时间提供了间接证据，是佛教传播史上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再比如■与罗马战俘问题，汉简给提供了铁的证据。汉简中关于■的记载，是当时埋在地下的原始档案。其中神爵二年(前60年)的纪年简早就记载了■这一地名。结合其他简文的整体研究所得的结论是：汉代的■，至少在神爵二年之前就已出现。而且根据汉简中对■机构、官吏名称的记载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县也早已设立。它同陈汤伐郅支无关，更同罗马战俘无关。

　　张德芳还说，汉简中大量郡县官职的记载，补充了历史文献中官职资料的不足;诏书律令的出土，为研究秦汉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提供了新材料;大量经济资料的出土，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地租、赋税形态提供了新证据;汉简中保留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典籍，有的为我们提供了汉人与今不同的新版本，有的则是亡佚了几千年的古书;汉简中西北边塞防御体系、屯兵戍守、军队布防的详细记录，是当年国家统一强盛的反映。可以说。简牍是一座容量巨大的历史信息库。

　　不仅如此，汉简还是构成汉代甘肃书法，也是汉代中国书法的一个重大板块，更是研究中国书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宝鉴。

　　自上世纪60年代起，甘肃一些专家学者和书法家如张邦彦、魏振皆、秦明智、赵正(黎泉)、徐祖蕃、王创业等都相继投入简牍书法的研究与摹习。

　　“甘肃简牍所反映的书体，除少量的小篆、古隶外，绝大多数都是由古隶演变而来,汉隶、章草、今草、行书、楷书以及各种在变中的过渡性书体，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书体孕育、变革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两汉时期汉字书体的海洋和民间书法艺术的百科全书。”甘肃著名书法家王创业由衷地说， 甘肃汉简各种在变中的过渡性书体十分丰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富矿。这在中国文字发展和书法史上，汉简代表了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文字以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重大的艺术价值和文字学意义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肆 文化传承 甘肃应有个简牍博物馆

　　有人断言，20世纪是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世纪，21世纪则是“简牍学的世纪”。

　　“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张德芳说，更重要的是，汉简不仅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的区域政治和军事管理体系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原始记录，也为研究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御和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甘肃汉简以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从整体上展示了古代甘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进取、勤劳、智慧的文化品格，挖掘和弘扬其中的精神品格，是甘肃建设特色文化大省的精义所在。”张德芳感到更为自豪的是，甘肃汉简其科学、历史、文物价值之高，使甘肃成了海内外人士倾心向往的地方，每年都有大批的参观者、访问者以及专家学者前来甘肃，希冀对汉简的出土地和简牍实物一睹为快。这种独特的地位，别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与之相比。长期以来，我省简牍发掘和保存量雄踞全国之首，其释读研究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张德芳介绍，近十多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都有学者把精力投向我国出土简牍的研究方面，而且成果不菲。而在国内，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人力对出土的简牍进行软件开发，取得很大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专门设立了简帛研究中心，集中一批博士和博士后对各地出土的简牍分类分专题进行研究，并创办了《简帛译丛》和《简帛研究》等权威刊物;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室也积极参与各地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而在“中国简牍学”的发轫之地甘肃，简牍学的研究却较为冷清。 随着考古所一批老专家的去世或退休，研究简牍的中青年学者后继乏人。

　　张德芳有个期望：甘肃应该有个简牍博物馆，这样才能把简牍文化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