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

　　5.左传。敦煌残卷共35卷。其中晋·杜预《集解》27种，占百分之七十七2 。

　　唐文宗开成年间，诸经勒石，更增论语、孝经、尔雅。这三部经籍的敦煌本情况是：

　　6论语。敦煌残卷共约110卷。除白文本外，东汉·郑玄注本近40卷，另有郑注《问对》、郑注《对策》;晋·何晏《论语集解》近70卷[6]。

　　7孝经。敦煌残卷共31卷28种。其中东汉·郑玄注本12种[7]。

　　8.尔雅。敦煌有三残卷，一卷为白文(P.3719号),两卷为郭璞注(P.2661+P.3735号,可拼合)。郭注本为六朝写本，卷尾三通题记，分别写于天宝八载(749)、乾元二年(759)、大历九年(774)。显示此卷六朝本传至中唐仍在行用。

　　在敦煌本诸经中，后来新增之《论语》注本和《孝经》注本两种，竟多达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同唐国学修习科目安排有关，也同唐设童子科有关。唐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生员通其一、通其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后增之《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经之数，修习年限共为一岁。可知此二书是国子学先修科目，《论》、《孝》卒业始进修九经[8] 。唐又有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一经，并《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9]。这就意味着唐代城乡士子，自童蒙至国学，人人须自幼修习《孝经》、《论语》。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学童士子习此二经，仍以先代郑玄注(《论语》还有何解)为范本。

　　南北朝时代，“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南朝儒学通行魏晋师说，北朝儒学通行东汉师说。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捨河洛而从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学师承。以后朝廷为五经择定注本，《易》取王弼疏，《书》取孔传隶古定，《诗》、《礼》取郑注，《左》取杜解。反观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与唐朝廷所定并无二致。敦煌在汉晋时曾为儒学重镇，有崇重汉学的传统，固保存郑注、孔传残卷甚多;至唐初，又同时受到南风北渐影响，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遗帙。唐代敦煌儒学的渊源，实以南北兼承、汉晋并弘为特色。

　　在敦煌本史、子、集诸部残卷中，先唐传下来的典籍写本和唐代抄写的先唐典籍亦为数甚多。史部如：武德初年抄晋·裴骃《史记集解》(P.2627号);唐初抄晋·蔡谟《汉书集解》(P.3669+P.3557号为《刑法志》,S.2053号为《萧望之传》)[11]。晋·孔衍《春秋后语》(P.5532背、P.2702、S.713号为卷一、二、三《秦语》，P.3616、P.2872背为卷四、五《赵语》，P.2589号为卷七《魏语》等)[12]。子部如：六朝写本《孔子家语》(S.1891号)，六朝写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日藏)，唐抄六朝本《瑞应图》(P.2683号)、《白泽精怪图》(P.2682号)，唐抄本六朝《易三备》(S.6015、S.6349号)，唐抄梁·徐逸等撰《华林遍略》(P.2526号)[13]，以及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S.6825号)[14]，梁武帝《老子讲义》(罗振玉旧藏);晋·郭象《庄子注》(P.2508、P.2531号、罗振玉旧藏等15个残卷)，疑是陈隋间写陆德明《庄子释文》(P.3602号);晋·张湛《刘子注》(S.777号);晋·葛洪撰《抱朴子》(孔氏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P.3739号)等。集部如：陈隋间抄写梁·萧统《文选》原本(P.2554、P.2493、P.2645、P.2658诸号)，以及与江都选学大师所作之音相合的《文选音》(P.2833号)[15];隋·智骞《楚辞音》(P.2494号)等。这些先唐典籍大都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尤其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郭注《庄子》、陶弘景《本草集注》、葛洪《抱朴子》、萧统《文选》等，或为名籍，或为名籍名注，均自魏晋六朝至隋唐传承不辍。这些名籍名注和前揭儒经名注典籍，同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主流、主体之列。唐代以后，这些典籍，有的以刻本形式传承不废，直至今世(如郭注《庄子》、《抱朴子》等);有的散入后出的新注本传续其文化生命(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陶注《本草》等)。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不刊之典。这些宝典残卷以其千年以前的文本状貌重现敦煌，灼然昭示着古老中华文化的辉煌传统、悠远历史和不朽的生命力。它是敦煌四部籍所蕴中古文化嬗变中，相对稳定的文化“本根”。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垄断文化，只有士族子弟能够受到充分的教育，得能经常接触典籍的士人范围就更小了。由隋入唐，士族没落。开天以后，庶民地主急剧兴起，庶民阶层迅速扩大。科举制度创行，为广大庶民阶层开通仕途，唤起民间士子修习文化、学优而仕的普遍愿望。尤其中唐以后，社会教育愈益深入下层，不同层次的学郎生徒日渐增多。中古社会以典籍抄本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已然面对庞大的民间受众群体。这在中国古代是前未曾有的文化现象。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科举的课试科目与国、州、县学的设科，要求通行的典籍文本做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礼制风习变化，也使某些前代经籍、先儒注疏显得陈旧过时，不适应当世。如开元初年，《周礼》和《仪礼》因其“烦重”，《公羊》和《谷梁》因其多含“诡危之论”，遂告“四经殆绝”[16]，其根本原因即在四经同社会现实的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