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像山：佛教的圣殿与迷宫

　　开凿于北魏，泥妆于盛唐的甘肃省甘谷县大像山大佛，高23.3米，宽10.02米，为渭河流域唯一一尊唐代大佛。大像山大佛不仅以其高度荣入国内巨佛之列，也因其高超的塑造艺术被专家叹为“国之瑰宝，世所罕见”，更以其扑朔迷离的奇幻境界引人追索探寻……

胡子里长满故事

　　大像山大佛为半圆雕石胎泥塑。大佛右手作拔济众生印，左手平放于膝，发型为水波纹高肉髻，颈较粗，鼻宽短，眉梢低垂，脸部浑圆，神情温和韶秀，头大面方，肩宽较平，身躯厚重，脸部雍和，肌肉丰满，唇润颐丰，眼睛明澈而略显凸起，善跏趺坐，双足各踩莲花座，袒胸赤足，躯体宽宏高大，比例协调，前颈上有三道弧形线圈，上着双领下垂袈裟。

　　甘谷大像山大佛气势雄伟自不待言，但最让人匪夷所思的还是上嘴唇两撇蓝色的蝌蚪状短须。佛有短须，在藏传佛教区小佛像时能见到，但在汉传佛教区，在如此高大的佛像上有这样的蝌蚪状短须则实属罕见。据考证，大像山大佛为释迦牟尼佛，可不管是弥勒佛还是释迦牟尼佛，在汉传佛教区他们都是不长胡须的，佛经中也没有关于对佛胡须的描述。胡须为大像山大佛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让无数的观光者惊讶不已而又匪夷所思。

　　对此，民间解释倒是生动有趣。传说古时候有一川商来甘谷，渡渭河时突遇暴雨涨水，川商在激流中挣扎几欲灭顶，忙乱中抬头，但见大像山大佛静穆慈悲，川商急忙许愿，“大佛啊大佛，只要你保佑我逃过今日一劫，日后定来甘谷金妆圣容。”说来也奇，川商不仅死里逃生，而且生意上也赚了几个。为报答佛祖庇佑，川商带了自以为足够多的金子来到大像山。可川商怎么也没想到从渭河中看来并不怎么高大的佛像到跟前时竟如此高大。他倒吸一口凉气，心里一下没了底。但大愿却不能改变，无可奈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额头、脸庞，一路贴下来，金光灿灿，可看着日益减少的金箔，川商眉头愈结愈紧。工匠不解，无奈之下川商只好说了原因。工匠听了，二话不说，从火堆中抽出半截烧焦的木棒，攀上脚手架，在大佛上唇左右一画，竟是两撇蝌蚪状的胡子，川商一看，大喜过望，因为有了胡子，自然不需贴金，这样一来，眼看不够的金箔不仅够用，而且绰绰有余。

　　这便是民间对大像山大佛胡须来历的解释。

　　明正德、嘉靖后，民间秘教日益兴盛，喇嘛入住大像山，喇嘛教对大像山产生了一定影响。“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回民反清，夏历四月，焚大像山梵宇祠庙，毁塑像，住持河州人孟喇嘛被杀。”“九年(1870年)伏羌令强任‘募资兴修，一复承平之旧。大佛楼重建。’”(李亚太《大像山志》)大像山大佛的蝌蚪状短须应该是清代这次维修时画上去的，其一是胡须的颜色为蓝色，而蓝色几乎是清朝的“国色”;二是蝌蚪状短须和藏传佛教喇嘛教佛像的胡须相似;三是这胡须是画在大佛嘴唇金箔之上的，显然是清代大佛彩绘时画上去的，而这次彩绘，也是大佛的最后一次彩绘。民间传说听来生动，但传说只能是传说。

　　那么，如此多的金箔又是从何而来呢?

　　隋唐两代，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隋文帝杨坚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全国制作佛像十万余尊，妆修前代佛像一百五十余万尊。盛唐时期，全国佛寺大兴，朝廷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上。”武则天登基后，据说为报答佛教对她称帝的支持，捐出脂粉钱，以洛阳为中心，雕塑和妆修了十九尊二十米以上的大佛，甘谷大佛不仅是这十九尊中的其中一尊，而且是渭河流域唯一的一尊。大佛脸上的贴金，估计合今人民币四百万元左右。如此巨大的财力，历史上，也只有盛唐时期才可完成。事实证明，大像山大佛正是泥妆于盛唐时期。

视觉误差匠心独运

　　大像山大佛是国内垂直高度最高的大佛，自佛窟至山下约200米。这样的高度塑造的佛像，往往给人以比例失调之感，什么原因呢?视觉误差所致。大像山大佛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不论从佛窟内还是山脚下，甚至渭河北岸更远的地方观看，都给人一种比例极为协调的感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研究人员通过仔细观察，惊奇地发现了大像山大佛雕塑技法上的许多独特之处。佛的双耳，按正常雕塑技法，上耳廓缘应与眉毛相齐，但大佛的上耳廓缘提高到了头顶超出发际线，高出正常比例一倍多，人站在下面仰视，视觉上耳朵的位置正好是正常人的比例，如果耳朵按正常比例塑造，就会有掉下来的感觉。眉弓骨正常的雕塑法都是高高凸起，雕塑才会显得目光深邃，但大佛眉弓骨的雕刻却与此正好相反，而是在眉弓骨位置上阴刻了深深的凹形弧线沟，并用群青装色，远处看反而显示出高凸和立体的感觉，这样就既解决了特大雕塑用料脱落的问题，又获得了近乎完美的造型效果。佛的瞳仁为何历经千百年一直炯炯有神，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呢?原来它是将一个黑釉大缸一劈两半，镶嵌在大佛的眼眶里，并且大缸的位置超出了下眼睑的位置，从头顶看，上眼脸高出大缸做成的瞳仁，瞳仁又突出于下眼睑，很不合雕塑规律，但站在下面的感觉，眼部的位置正好与正常人一样，目光中更含有慈悲和智慧的光芒。如果不用这样的特技处理，仰视时将失去比例，反而形成眼珠深陷之感。佛的鼻梁直直下垂，形成硕大的梯形体积，佛的上嘴唇高出下唇许多，而下颌骨却下陷了进去。整个头前倾。所有这些技法都是古人在事先用小样的形式科学地研究和计算了其变化之后，才胸有成竹解决了由于高大而形成的视觉误差。其后宋明清几次大规模维修时，仍在未改变原样的基础上装修彩绘，以使其不失盛唐风貌。

　　通过对视觉误差的准确计算，雕造出如此比例和谐的大佛像，中国古代艺术家巧夺天工的智慧，让人大为惊叹。

开凿之举巧夺天工

　　中国古代大型石窟的开凿，与之相伴的往往是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远的不说，仅以最近的天水麦积山和武山水帘洞拉梢寺为例，“砍尽南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南山柴，后有麦积崖。”何以要砍尽南山柴，因为要搭脚手架;没有大树，砍伐小树和灌木，拉来树梢扎成捆一层层垒起来，这就是拉梢寺的开凿，近百米高的脚手架搭起来，得多少的树和梢啊!一个“尽”字，绝非夸张。而大像山大佛窟，高于地面整整两百多米，高出麦积山和拉梢寺一倍还多，这样的高度真要搭脚手架的话，又得多少柴?得砍尽多少山?从山下搭不起，从窟内搭崖悬边更无处搭。怎么办?聪明的古代工匠看中了大佛窟西面一天然洞窟，用“之”字形坡道打通今“药王洞”至与大佛头顶平齐，再向东凿通至大佛窟，这就是民间传说的“先有药王洞，后有大佛窟。”然后从上往下开凿，既不用搭脚手架，而且从上往下开凿又减轻了大量的工作量，可谓一箭双雕，更为重要的是免避了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变不可能为完全可能。如此看来，国内垂直高度最高的大像山石窟反倒是开凿相对容易点的，而其原因不是别的，还是古代劳动人民超凡的智慧。

　　国内各地大佛窟，一般都在窟前有木构建筑，而大像山完全“开门见山”，迥异于他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专家认为：“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宿白《考古学》)乐山、敦煌等地的石胎大佛，都是在宋代加架楼阁的。事实上，从《重建大像山碑记》看，宋嘉佑三年(1058年)，大像山大佛窟也始建楼阁，至明，“……上覆以楼，今楼废。”(叶应甲《伏羌县志》)清乾隆时，县令杨芳灿主持重建大像窟楼阁，同治二年(1863年)毁于兵燹。同治九年(1870年)县令强任“募资兴修，一复承平之旧”，建成大佛楼三间五层。清末大像一指堕，压塌层楼一间。民国九年(1920年)地震，大佛楼阁木架倾圯。民国十年(1921年)士绅李绣鎕等人募金重建，改三间五层为五间三层。后又毁，此后再未恢复。大佛窟楼阁虽去，但游人至窟内，抬头可见排列整齐，密如蜂房的梁眼椽眼，完全可以想见昔日楼阁的雄姿。近年来，县上邀请文物专家进行调查论证，准备恢复木楼原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像山木楼又会和大佛相得益彰，重现光彩。

辉比麦积山堪为姊妹窟

　　大像山大佛开凿于北魏泥妆于盛唐已成定论。北周保定五年(565年)，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为亡父造七佛龛”，其规模宏大，堪称麦积山石窟之首。窟成，时著名文学家庾信专为其撰《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其《铭》中有“异岭共云，同峰别雨;冀城余俗，河西旧风”句，言麦积山造像所继承者为冀城(今甘谷县)和河西走廊造像的风貌，大像山之于麦积山的意义仅此一句便可知晓。麦积山所存历代造像很多，可偏偏唐代造像极少，而高大造像更是干脆没有。唐时天水地震，集中唐代造像的麦积山一崖毁去，造成天水一带唐代造像的几乎断代，所幸的是大像山大佛不仅得以幸免，而且填补了麦积山没有唐代大佛的缺憾，麦积山大像山相互补充，研究者据此将大像山和麦积山誉为姊妹窟，不是没有道理。大像山大佛不仅以其造像风格影响了麦积山，也以其珍贵的实物遗存填补和丰富了麦积山，可谓幸运中的幸运。

　　甘谷为古代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法东渐的必经之地。甘谷大像山除大像窟外，窟东有一连串面积均在10平方米以下的小窟。这些小窟形制多为平面作长方形，窟内正壁凿长方形大龛，并置高坛基，东壁或西壁均开僧房，僧房内设仅供一人居住的石炕，有的设明窗。后来的僧人，在窟内修行习禅，甚至起灶煮饭。这种在窟内置有僧房的佛堂，在其他地方石窟中较为罕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兴盛，开窟造像之风大兴。佛教徒们开窟造像，除了进行一般的礼拜、供养等宗教仪式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的作用，就是作为僧人修行习禅之所。

　　“禅”是天竺语“禅那”的简称，意为“思惟修”、“静虑”或“弃恶”，有“静其思虑”和“静中思虑”两层意思，一般称作“禅定”。佛教僧侣们将其视为宗教修养的一种重要途径，无论大乘或小乘，都非常重视禅法的修炼。进行禅思，需要十分幽静和安定的环境。古代印度石窟寺中的“毗诃罗”窟，就是僧人习禅的洞窟。所谓“毗诃罗”窟，也称“精舍”或“僧房”，多为一个平面作方形的大窟，后面有佛堂，左右两侧为小室，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大小，三面石窟，一面开门，内可容僧人一至两名。我国新疆克孜尔石窟中有个别的僧房，敦煌莫高窟268窟内西北二壁也凿有僧房，说明我国早期佛教石窟寺也受印度“毗诃罗”窟形式的影响，尽管洞窟形制略有区别，但开凿这种洞窟的目的基本一致。

　　大像山石窟现有窟龛，基本上都是带有僧房的禅窟。从窟龛分布的形式和大像窟的关系看，这些窟龛的开凿年代在唐代以前，它们为研究北方地区佛教宗派的发展、窟龛形制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或者说，大像山大佛窟的一系列平顶方式禅窟，较好的保存了佛教传入中国时早期的石窟式样，极为珍贵。这些小型禅窟的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亚于大佛和大佛窟。(文/牛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