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事件：两种批评语式的冲突与对垒

　　【按】这是我一篇完整论文中截取的部分。

　　1954年掀起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被认为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讨论批判甫一展开，迅即掀起了让事件初期的论争双方都始料未及的意识形态风暴，然而，依笔者之见，导致风暴陡然降临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对垒或冲突，而是论辩双方不自觉地抱持的批评语式的严重对立，也可以说，是由“语言蝴蝶”的振翅效应所引发的。

　　“这是两个在不同领域追捕不同猎物的猎手之间的对话，因此他俩不会发生冲突。”上世纪七十年代，多次倾听博尔赫斯和萨瓦托这两位阿根廷文学大师对话的巴罗内，十分俏皮地写下了这样的印象。当年，俞平伯与他的论辩对手的对话，正是如上所说的“在不同领域追捕不同猎物的猎手之间的对话”，然而，不同于博氏和萨氏之间的情形，俞与对手之间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俞平伯就像一个被对手逼到了死角的拳击运动员，他的对手双拳挥舞打得热火朝天，观众也紧张得手心冒汗，他没怎么还手就宣告了失败，然而得胜的一方却很少击打到清晰有效的部位，并没有真正得到多少有效分。

　　当时，批判者论锋所及，主要指向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这样几个观点：“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色空”说和承袭经典说。那么，俞平伯当时是怎样具体地提出和论述上述观点和看法的，他们的对手又是如何展开批判的呢?

　　关于“钗黛合一”论。俞平伯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红楼梦研究》)一文推衍“两美合一”之说，认为“《红楼》一书中，薛林雅调称为双绝，虽作者才高殊难分其高下，公子情多亦曰‘还要斟酌’，岂以独钟之情遂移并秀之实乎。故叙述之际，每每移步换形，忽彼忽此，都令兰菊竞芬，燕环角艳，殆从盲左晋楚争长脱化出来。”

　　俞氏此说，盖起于脂评。庚辰本第四十二回脂砚斋总评有：“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二为一。请看代(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俞平伯在《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征引了此评，并作了如是感发：“这对读《红楼梦》的是一个新观点。钗黛在两百年来成为情场著名的冤家，众口一词牢不可破，却不料被作者要把两美合而为一，脂砚先生引后文作证，想必黛玉逝后，宝钗伤感得了不得。他说‘便知余言不谬’，可见确是作者之意。”

　　值得重视的是，在脂评之外，作者还另有发详。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中，俞平伯分析道：“第五回太虚幻境的册子，名为十二册正册，却只有十一幅图，十一首诗，黛钗合为一图，合咏为一诗。这两个人难道不够重要，不让每人独占一幅画儿一首诗么?然而不然者，作者的意思非常显明，就是想回避这先后的问题。”

　　综合上述，可见“钗黛合一”论的提出是俞平伯在发现了《红楼梦》中作者意图传达方面的“草蛇灰线”，并分析了庚辰本中黛钗二人之间的“姊妹情谊”后所作出的审美判断，然而，当时许多批判者却不顾作者推原发详的具体情形，展开了笼而统之的宏阔批判。例如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就讨伐道：“以这种形式主义的琐细的考证方法，抽掉了黛、钗两个典型人物所体现的社会内容，最后达到了否定她们本质差别的‘二美合一’的结论。从而就抹杀了红楼梦悲剧冲突所体现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并称这是一种“反动的唯心论美学观点。”

　　在《红楼梦底风格》(《红楼梦研究》)一章中，俞平伯分析林黛玉和薛宝钗时说：“即钗黛是他(指作者)底真意中人了，但钗则写其城府深严，黛则写其口尖量小，其实都不能算全才。”针对此说，李、蓝的文章批道：“这充分暴露了俞平伯先生对人物分析的形式主义观点。他所看到的仅仅是表面现象上的差别，丝毫也没有接触到她们差别的本质”。在作者看来，这两个人物的差别，“仅仅在于‘城府深严’和‘口尖量小’。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大笔，是想抹杀这两个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对立的矛盾和冲突的目的”。

　　关于“怨而不怒”说。俞平伯在《红楼梦底风格》(《红楼梦研究》)中说：“红楼梦底风格偏于温厚”，“怨而不怒”，“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虽褒，他几时当真歌颂。虽贬，他何尝无情暴露”。批判者以为，“这显然是对《红楼梦》风格的曲解，抹杀了《红楼梦》强烈的反封建的倾向性。”

　　事实上，“怨而不怒”说的提出主要是在将《红楼梦》与《水浒传》和《儒林外史》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俞平伯认为“水浒是一部怒书”，“有些过火”;而拿《儒林外史》与《水浒传》比较，“作者虽愤激之情稍减于耐庵，但牢骚则或过之”。因而赞叹说：“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怎样的名贵啊!”而批判者的普遍看法是，这样就否定了《红楼梦》强烈的反封建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