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韩敏 著

1.加重田赋差徭

清初有”永不加赋”之令，但正赋虽名义上不再增加，实际上咸丰时期田赋比过
去加重。首先由于道光朝以来，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清朝政府
规定白银一两当制钱1000文，道光十一年，陕西一两银涨至1300到1400文，道光
十七年涨至1600文，道光三十年前后又涨至2000文。农民售粮得钱，再将钱兑换
成银方可缴纳赋税，这样以来，田赋实际上增加一倍左右。其次，田赋附加空前
增加。咸丰初年，田赋附加名目繁多，平余之外，又有小平余，即火耗、解费、
票费、催粮等名目。后来田赋附加税成为定例者约有60多种，”每正银一两连正
耗平余几近一两五六钱之多”　，附加税已达田赋正额的50 ~ 60％，故”阳无加
赋之名，阴有加赋之实”。再次，预征田赋。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廷为了
解救军需困难，谕令陕、山、川三省将咸丰四年田赋于当年冬开征，五年田赋于
四年秋接征，按年递推。陕西预征数额计银160多万两。预征表面看田赋正额没有
增加，实际上田赋比过去加重。


咸丰以前，兵差是临时性的，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陕西军事活动频增，兵差经
常不断，各州县遍设差役局，专办差徭事宜，差徭始成为定制。兵差和流差按亩
摊派，每年不下一百万串。田赋和差徭剥削是农民的沉重负担，甚至连封建统治
者也不得不承认，”陕省民力之竭，苦于差徭。”　


2.征收厘金


厘金征收始于咸丰三年夏，时军饷奇缺，清廷准许各军就地筹饷，帮办江北大营
军务、已革刑部侍郎雷以在扬州仙女庙开设厘局，向商贾征收厘金。分坐厘和行
厘两种，坐厘也称板厘，是向坐贾征收货物交易税；行厘也称活厘，是向行商征
收货物过境税。咸丰四年，清廷下令在用兵各省推广。咸丰八年正月，陕西巡抚
曾望颜依照外省征收厘金办法，在省城内设立厘局，开始向坐贾行商征收厘金，
各州县坐厘由地方官吏征收报解。行厘专设局卡征收，先在泾阳县设卡征厘，日
渐推广。厘局东有同州（今大荔县）、潼关、朝邑县大庆关（在今大荔县境内）
、华阴三河口、韩城县芝川、商州龙驹寨；南有兴安（今安康）、白河、紫阳、
汉中、略阳、宁强、阳平关；西有凤翔、虢镇、长武；北有靖边县宁条梁镇。每
年约征283559两，低于福建，高于河南（河南厘金总数为121149两）。后来厘卡
越设越多，”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高悬奉旨抽厘旗号，行商坐贾于发货
之地抽之，于卖货之地抽之，于以货易钱、以钱易货之时又抽之。即降而资本微
末，铺户肩挑背负生涯，行人之携带川资，女眷之随身包裹，莫不觊觎干涉等”
。厘金原规定按货值抽征（也有的按重量或数量征收），一般地值百抽四五，但
抽厘人员任意搜刮，如兴平、宝鸡等县不按章抽厘，加倍勒索。厘金收入，”资
军饷者十之二三，饱私囊者十之七八。”沉重的厘金剥削，严重地阻碍了陕西商
业的发展，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3.推行捐输


清廷为了支付巨额军饷，解救财政危机。咸丰二年三月，令陕西等省劝谕官绅士
民捐输。从咸丰三年起，在全国推行捐输，鼓励绅民捐输助饷。规定个人捐银可
取得官职或功名，省府州县捐输达一定数额，准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增加该属地方
学额人次。同年又在陕西、山西、广东等省议行劝借，向殷实之家”暂挪借，以
助国用”。陕西巡抚王庆云采取了”捐借并施”办法，派员四出，强行勒借，”
务令各出私室之有余，协济公家”，并由官府按照捐输银两多少，”建坊给匾，
以示奖励”　。捐借并施的结果，陕西三年内筹银200多万两。王庆云因此受到清
廷嘉奖，清廷通令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依照陕西”捐借并施”办法。咸丰五年
后，吴振、曾望颜、谭廷襄等先后任陕西巡抚，照旧推行这种政策，每年筹银数
量相当巨大。如咸丰九年全年办理捐输共收银80余万两，强行捐借，竭泽而渔，
竟至给照允许云南等省提饷委员在渭南地区劝捐。地方富绅捐官以后，”将本求
利”，借端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