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韩敏 著

陕西差徭除兵差之外，还有流差。三品以下官员过境，府县公出交卸，外国贡使
过境，国内藩属及改流地方所属喇嘛土司过境，委员来往过署，批解钱粮，各衙
本役公干，递解秋审人犯要案，呈送地方土产及一切杂差称之流差。凡因公需差
，有图章票据，称正差。胥吏书役额外浮派，无名中饱，叫黑差，如差使的铺设
费、酒筵费、馈送费，随从的钞牌、送站礼、门包、管厨等费，又有州县的管粮
房书和班头、户首、里书、店主、书役等中饱费、酒饭费、鞋袜费、茶灯钱等。
陕西回汉劳动人民除受残酷的封建赋徭剥削外，还要遭受地主阶级及商业高利贷
的盘削。大荔沙苑东边的赵渡镇、西边的孝义镇、西北的八女井都出现了不少大
富户。孝义的严、赵两家都是“盖省的财东”。不仅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土地，
而且兼营商业，在陕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号。赵渡镇属朝邑县，该镇阎家
是名闻全国的大财东，阎家出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八女
井李家也是大地主兼商人。这些大地主就是靠残酷剥削周围汉民和沙苑回民发家
的。由于回民长期遭受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因而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很尖锐。
有清一代，在封建专制主义和高压民族政策之下，回族在政治上始终是处于被压
迫、受歧视的地位。清朝封建统治者诬蔑回族是“犷悍”、“好乱”、“性与人
殊”的“奸民”和“异类”。在官书和一些私家著作中，诬称回民为“回子”、
“回逆”、“回匪”等，并对回族的回字加上侮辱性的“犭”字偏旁。诬蔑伊斯
兰教是“原无一取”，伊斯兰教信仰者是“鄙薄之徒”，回民宰牛是“居心残忍
，不务本奉法之端”，是“甘为异类”等。甚至有的官吏说：“回丑环居中土，

宣令一体遵奉，毁其礼拜寺，庶乎可无虞尔”，公然宣称要取消回教。

歧视压迫回民的政策，也表现在法律上。清朝刑律，满汉人不平等，在诉讼程序
、审判机关、采证、判决、量刑及监狱待遇等方面，满族人均受优待，汉人法律
地位低，回民较之汉人地位更低。满人享有换刑特权，如笞刑可换为鞭责，徒刑
、流刑和军刑可折枷刑，徒刑一年可折枷刑20日，流三千里可折枷刑50日。死刑
虽不能换，但可减刑，如斩立决可改为斩监候。回族在法律上受歧视，清朝封建
统治者对回民在量刑上比汉人还重，回民犯法，“加等科罪”。回民犯罪，面上
要刺字。回民三人以上执绳鞭器械者，要加罪一等。死罪汉人“一般情形，凡兄
弟同犯罪，可奏留一人养亲；若独子犯罪应死，非常赦而不原，但有祖父母、父
母年达七十，亦可奏请留养。”军、流、徒可免死减等犯，“未起发以前，可告
留养，皆准折枷释责”　。而回民“俱不准申请留养”，流徒地点不得在甘肃省
等地回民聚居地区。

清朝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对各族人民采取分而治之的反动策略。利用汉回
人民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差异，挑拨汉回关系，制造汉回械斗仇杀。汉回两族
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阶级利害冲突，他们都遭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
剥削，有着共同的反封建要求。回汉人民世代相居，彼此和睦相处，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但因习俗不同，“睚眦小忿”时有发生，如史籍记载，回民放牧时践踏
了汉民的田苗，汉民“截断羊只”等。这些纠纷多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公
正态度，通过调解是可以解决的；但清朝地方官吏处理这些纠纷时，却推行“护
汉抑回”政策，“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　，回民即
得直，而犹以为曲，制造回汉人民之间的矛盾，挑起回汉械斗。乾隆初年，毕沅
任陕西巡抚时，“长安回汉械斗案颇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