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忘带身份证跪求入场引争议 能否破例？(图文)

为了考研，36岁的陈女士在上班之余，苦苦复习了一年多，可她到考场后发现没带身份证，急忙给家人打电话，陈女士拿到身份证时，开考时间过了近半小时。陈女士两次跪在考场工作人员面前请求进考场，但还是被拒考场之外。

　　36岁“高龄”考生、十多年后重拾书本、两次下跪、泪如雨下……凡此种种，无不让人心生悲悯。陈女士说，她知道自己的失误，“可就是一时的疏忽，为什么不能变通一下呢？”

　　就此，网络上一时激辩四起。我们是该从人性化的角度，同情这名考生，认同其下跪之举是对自己“疏忽”的最大弥补，从而给予“破例”？还是不干涉“刚性规则”的执行，让“忽略”或“漠视”规则者为其行为担责？

　　究竟哪一种，才是对制度和规则的尊重？

　　评判 　　    

　　不能纠结于道德评判

　　如果按照“法治”的原则，考场工作人员的做法，其实足以值得称道。法外不乎人情，但人情的滥用就会导致规则的破坏，秩序的混乱。《考场规则》规定，考生要持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二者缺一不可，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这也是刚性规定。假若每一个违规者，都希望靠一“跪”一“哭”来破坏规定，那规定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当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而言，考场工作人员当然有许多折中和变通的办法，比如可以让考生先考试；或者法外开恩让其在过时后再考，甚至还可以让其把浪费的时间补上来等等。但这样做的后果，于一个弱者而言，他或许因为道义上的多数认同，使其滥用职权的行为被掩盖；但如果对方是一个“我爸是李刚”式的人物，那其所面临的将是另一番景象。事实上，我们当前规则屡被破坏的关键，就在于手段太过灵活，让制度的原则性完全走形。(唐伟)

　　支持 　　    

　　原则当在同情之上

　　理性之所以容易被感情遮蔽，恰恰在于我们惯于就事论事，放大事件本身的是非、却无视社会的曲折。无证拒考，尽管看起来很无奈、很冷酷，这恰恰是规则意识使然。如果规则可以为“一时疏忽”而“变通”，这个口子一旦成为“美谈”，那么，带证件考试的程序正义就沦为浮云一片。拒考看起来不尽情面，也的确给个体带来了莫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在看待“无证拒考”事件的时候，不能只看到对“陈女士”的影响——而更应看到，这样的负面案例对于公众的警示意义、对于增进其他考生“守法”意识的正面价值。

　　有人说，死守契约，咱中国人也太不知道“变通”了。这个判断显然悖逆现实。事实上，我们缺的恰恰是对规则的誓死捍卫，正是因为底线和规矩不断被“变通”，无序与失范才成为某些领域的常态。

　　公民社会是个什么社会？这个问题的定义有千千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一定是一个不怎么熟谙“变通”的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究契约的社会。正因为对程序正义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敬畏，所以法不容情、所以规则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你疏忽了没带身份证，是肯定不能进考场的；因为我们对个体无原则的悲悯，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

　　道德上的同情是一回事，原则上的坚守是另一回事。两相权衡，原则当在同情之上，而无证拒考事件，无须泛滥的煽情与诡辩式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