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枫：古代时期的甘肃文化背景和民间曲艺文化

　　隋唐政权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魏晋以来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经济得以恢复，文化得以发展，西域各种艺术门类相继在甘肃开展。我国古代曲艺艺术应时而出，正式走向历史舞台，啭变、唱词文、俗讲、诵赋、说因缘等古代曲种、脱颖而出，并在甘肃大地广泛传播，并留下众多宝贵的实物证据。如我国现知最早的曲艺说唱艺术形式之一的啭变曾广布甘肃各地，并对以后曲艺的发展影响至深。啭变，就是演唱变文。在现存敦煌遗书中，以变文形式出现的啭变曲目底本保存较多，其中有宗教题材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破魔变》等;取材于中国本土的民间故事的《舜子变》、《王昭君变文》等;取材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故事的有《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等;取材于当时当地的真实人物与事件，反映当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啭变曲目的总体结构是散韵结合，说唱相间。这种文体的“说”为散文体，基本上用口语，有的也采用浅近的文言体或四六骈体。“唱”的部分为韵文体，多为七言句式押韵的唱词，少数用六言句式(如《舜子变》);每段唱词少则两句，多则数十句;每个唱段，大部分转若干韵，少数通压一韵，没有通篇只押一韵的现象;一般总是偶句用韵，也有个别唱段不用韵;唱腔无特殊标注。啭变的表演者，既有僧人，如《谭宾录》、《茅亭客话》等所载，也有民间艺人，而且还有民间女艺人(见唐朝吉师老《看蜀女啭昭君变》诗。目前，见诸于史籍所载的名艺人为五代时期后蜀僧人李聋僧，他善于表演《后土夫人变》(见《茅亭客话》)。啭变艺人在表演时，往往辅以画图，被称为“变相”。啭变的演出场所在唐朝十分普遍，除有专门提供演出的“变场”外，主要集中在寺院，要路和街头闹市(见《谭宾录》)。

　　唐代甘肃的传奇小说一直为后人所重视，陇西三李(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和安定(今泾川)人皇甫枚的传奇小说《柳毅传》、《柳参军传》、《续玄怪录》、《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三水小牍》等，在唐及其以后的影响很深。王仁裕，秦州(今甘肃天水)上邽人，搜集民间故事编著有《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书中有描写唐玄宗晚年昏庸、张九龄忠直、李林甫*佞的故事《盆池鱼》;有揭露李林甫阴险毒辣的故事《肉腰刀》;杨氏兄妹骄奢淫逸的故事《四香阁》、《楼车载乐》、《香肌暖手》等。此外，该书还记载有反映当时中原风俗习惯的《传书燕》、《鹦鹉告事》、《探春》、《乞巧楼》等。此书文笔简洁、褒贬分明，对后世甘肃地方曲艺艺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敦煌曲子词起源于民间，萌芽于六朝，发展于中唐以后，至五代、宋而蔚为大观。宋·王灼所著《碧鸡漫志》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此所谓曲子，就是指隋唐时期流行的西域音乐——燕乐(亦作宴乐)。隋唐时期，因东、西交往频繁，大量的西域乐舞传入，与中原文化交合并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曲子。在敦煌遗书中，敦煌曲子大半随便写在卷子后面或背面，也有写在卷宗子夹缝部位的，其句法、文意多为具有民间爽直而富有感情的特色，这些文本大多为民间的作品。敦煌曲子汇集在一起的只有一部，即《云谣集》(s·1441、p·2838)。这类曲子都有一定的曲牌，如【菩萨蛮】、【更漏长】、【破阵子】、【倾杯乐】等。《云谣集》原题作《云谣集杂曲子》，是晚唐时代编选的一部规模较大的词辑，早于《花间集》、《尊前集》诸书。

　　敦煌曲子的内容极为丰富，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闺情与花柳”(王重民《敦煌曲子集叙录》等等。敦煌曲子的唱词大部分都是近于白描的口语，不加修饰，表现了一种真实的自然。它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如夸张、比喻、衬托、影射，借景抒情，借物写人等，都精妙确切，运用自如。其用韵比较随便，每调字数、句数的多少均无具体的规定，四声格律同样无所谓定格。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一大批诗歌、曲子词、变文和俗曲抄本，可以反映隋唐时期甘肃曲艺文化艺术的发展概貌。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移向江南。甘肃大部相继被辽、金、西夏统治，经济、文化发展开始相对落后于中原和江南地区，昔日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亦失繁华景象。百戏乐舞、说唱艺术大量走向民间、走向世俗社会，甘肃曲艺文化发展依然比较活跃。出土于清水县的宋·雍熙年间(984—987)的歌舞画像砖和康乐县金代墓室中的壁画《击鼓演唱图》等都生动地再现了甘肃曲艺文化发展的生动场景。宋·安定郡王赵德麟作《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讲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结构为散韵结合，每段散文说白之后，即有一段韵文歌唱，如此反复十二次，只用【商调蝶恋花】一支曲牌子。散文末尾均有“奉劳和歌，再和前声。”鼓子词除以一人为主说唱外，另有若干人等进行“和声”(帮腔)和管弦伴奏。宋代鼓子词是后来出现的兰州鼓子词的远祖。《刘智远诸宫调》的发现是甘肃曲艺文化发展的重要证据。诸宫调是在变文、民间曲子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散、韵交错、以韵文为主，一人演唱的艺术形式。

　　元代统治者轻视汉族文化，加之频繁的战争，使甘肃的文化事业遭受损失，许多文化活动被禁止，从而使新作较少问世。据统计，宋、元两代，甘肃有记载的著述者只有5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