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京与中国的佛教文化

　　汉传佛教不食酒肉开始于梁武帝时期。梁武帝坚持素食,不食肉。公元511年,武帝亲自颁《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吃素食。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直至梁亡。但是僧尼不食酒肉的仪轨从此确立了下来。

　　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造像是我国南方开凿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佛窟群,始于南齐永明二年(484),几乎与北方的云冈石窟同时代。最早开凿的无量殿中无量寿佛像坐身高三丈一尺五寸,总高四丈,观音、势至两菩萨像分侍左右,各高三丈三尺。此窟及窟中佛像为千佛岩之最。自无量殿东去,岭上岭下,依岩之高下就壁凿龛,状若蜂房,龛中造像,神态各异,大有丈余、小不盈尺。全山先后开凿了二百九十四个佛龛,造佛菩萨像共五百五十尊,号称千佛岩。

　　尤其是萧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译经事业空前发达。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为突出,也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断增加。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轻时曾信奉道教。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二万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得永恒与超脱。

　　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还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等,都非常宏伟。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此种做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

　　梁武帝广泛结交当时的名僧,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的僧旻被称为梁的三大法师,其他如宝志、宝唱、僧祐等,都受到礼遇。他还热心讲经,不但请僧人讲,还亲自讲经,经常宣讲的有《涅槃经》、《般若经》等。他还请当时的学问僧编著佛教书籍,他也亲自著作,据说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等义疏百卷。存世的除《成佛义记》和《敕答臣下神灭论》外,还有译经序和有关佛教的诏、颂、文、赋、诗等。他还创立了“三教同源”说,把佛教比做月亮,儒、道喻为众星,认为这三者既有高下之别,又相互辉映。为了驳斥范缜的《神灭论》,他动员名僧、权贵64人,写了75篇论文,对“有神与无神争论”进行干预。这次辩论成为中国佛教有神论确立的标志。

　　正是由于帝王的推崇并以身事佛,南朝佛教至梁,达到了顶峰,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空前。“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有万人”。据唐法琳《辨正论》,南朝至梁代,佛寺有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如果说在三国、东晋时期,全国佛教的重镇是在北方的长安和洛阳,那么,到了南朝,建康已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诸宗之源

　　赵朴初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其中大乘的八个宗派,即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诚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如三论宗即在南京的摄山成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在南京最初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华天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槃师依据的《大涅槃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禅宗依据的《楞伽经》是在南京翻译的;创立摄论、俱舍两宗的真谛法师最初也是由梁武帝请来南京的。”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

　　东晋初年,西域名僧帛尸梨密多罗来到建康,丞相王导拜其为师,亲自为他驾牛车,称“高座”法师,并为其建高座寺。帛尸梨密多罗在建康译出《大孔雀明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最早把密宗传到南京,也是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