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京与中国的佛教文化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北印度乌填曩国高僧施护,将所携佛祖顶骨舍利奉献金陵长干寺。真宗时,可政大师奏报长干里一带佛舍利经常显灵,朝廷调查属实,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重修长干寺和塔。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改称为天禧寺。南宋《景定建康志》“天禧寺”条说:“天禧寺者,乃长干道场葬释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真身舍利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2008年南京发掘大报恩寺遗址,发现大报恩寺是在宋长干寺地宫上重建的,并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记》,碑文记载“长干寺葬佛顶骨舍利”。考古发现,石函内置铁函,铁函内安放七宝阿育王塔,塔内有二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鎏金银椁;另外一套为方形银函,椁、函内都有安置舍利的金棺,佛顶真骨安奉其中。　　

　　传播中心

　　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以建康为中心南方佛教逐渐形成了重视与清谈玄理的交流、传播般若性空之学的特点,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孙吴时,支谦共翻译佛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这是南京有佛教经典的开始,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主导作用,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康僧会翻译了《阿难念弥陀经》等,又注了《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晋时,道场寺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许多著名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对佛教义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法显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还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佛国记》,直至今日仍是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使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

　　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明代南京就刻印了三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报恩寺还刻印了报恩寺版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初设于北极阁,继迁至杨仁山位于常府街的家中,后又转迁至花牌楼(今太平路)一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仁山又把在延龄巷的住宅60多间并宅基地6亩多无偿捐给刻经处。金陵刻经处建成后,杨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又重新昌明。他弘法四十余年,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片,印刷佛典1155卷。组织编刻《大藏辑要》460部,3300多卷(完成了五分之四)。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经准确、清晰,深受国内外佛教界欢迎。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寺庙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还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教经书,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