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

　　[1] 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为213卷，《敦煌学》第一辑，1974年。

　　[2] 敦煌文献中由僧俗日常生活里累积下的大批实用文书，如籍帐、契约、入破历、社邑文书、寺院行政文书等，属于史部，因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未予计入。

　　[3] 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宝应元年(762)建午月4日西州使衙榜》(七三TAM五O九：八/二六a)，揭示唐代解除寺院贱口依附关系的进程，在唐肃宗时扩展到西陲地区。

　　[4] 《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5] 《旧唐书·杨炎传》。

　　1 陈铁凡《敦煌本易、书、诗考略》，《孔孟学报》第17期，1969年4月。

　　2 同注1。陈铁凡《敦煌本尚书述略》曰：“天宝改字以后，古文旧本虽藏在书府，然民间实未尽绝。盖当时士林沿用古文既久，自不免有墨首之士，执其残编，传之子弟也。……故虽改字多年，而荒服老儒，仍各遵其师承，崇其旧籍。”可见敦煌之先唐文化传统的强固。文刊《大陆杂志》第22卷第8期，1961年。

　　3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一册第三条。

　　4 潘重规《巴黎伦敦藏敦煌诗经卷子题记》，《新亚学院学术年刊》1964年第11辑。

　　5 苏莹辉《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孔孟学报》第22期。

　　1 陈铁凡《敦煌本礼记、左、谷考略》，《孔孟学报》第21期。此文称：“汉末，马融传小戴礼，郑玄受业于融，撰《礼记注》。唐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礼记》即采郑本。由是郑注孔疏之《礼记》相传不绝。”

　　2 陈铁凡《敦煌本礼记、左、谷考略》。此文称：“(晋时)杜预《集解》与服虔注并立国学。隋时杜氏盛而服义微。唐时孔颖达撰《正义》，一依杜氏。于是杜氏定于一尊，以迄今世。”

　　[6]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李方《<论语集解>校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 陈铁凡《敦煌本孝经考略》，《东海学报》第19卷，1978年。此文称：“魏晋以降，郑注独传。南北朝立之学官.唐开元间令诸儒质定世所传孔安国撰《古文孝经传》与郑注优劣，迄无定论。于是二家并立国学。其后玄宗自注《孝经》，欲行天下;勒之于石，以定一尊。今敦煌本孝经，《御注》仅存一卷，郑氏则有十余帙。意者，御注虽以功令行，而民间独以郑本传授耶!五代后，孔传、郑注，相继亡佚。”

　　[8] 《文献通考》卷41《学校》2。

　　[9] 《文献通考》卷35《选举》8。

　　[10]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11] 《叙录新编》曰：“有唐初叶，颜师古注(《汉书》)未大行，蔡谟《集解》颇行于世。《索隐》、《正义》所征，郦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所引，均据蔡谟旧本。”又谓：“魏晋六朝时代，颇重音读，其作音之法，每点识四声，以示字义。……可于此卷(S.2053号)觇之。”

　　[12] 《叙录新编》谓：“以衍书方之《国策》，事核于前，文该于旧，一人之事，载在同卷，两国之史，例不并书，翻检至为便易。六朝以来，《后语》较《国策》为通行者，盖以此故。”

　　[13] 罗振玉、刘师培谓此残卷为北齐《修文殿御览》，洪业谓是《华林遍略》。

　　[14] 《叙录新编》谓：“是书自两晋以来，终李唐一代，普为道徒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