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③，“行政区划单位名”。联系上下文义和历史事实可知，“初县之”之“县”以行政区划单位说较为恰当。一、从剔除法的角度讲，“县”义19，剔除18，所剩唯一自然是吻合者了。二、秦武公攻占冀，以族为名建立冀县来巩固和加强对其统治，既在情理之中，又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三、从文字学的角度看，也有其内在的联系和一定的规律性。
《说文》释曰：“到也。此断到县字。县，毂也，从系持
。”徐铉注：“此本是县（悬）挂之县。借为州县之县，今俗加心则作悬，义不所取。”段玉裁注：“当作系……《释名》曰：‘县，县（悬）也，县系于郡也。自专以县（悬）为州县字，乃别制从心之悬挂。’”
可见，古代的“县”本有“悬”之意，而“悬”与秦国的设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说文》：“垂，边也；陲危也。”段玉裁曰：“今义训垂为悬，则训陲为边。”
据此可知，“县”又有边陲之意。
《辞海》：“县，地方行政区划名。始于春秋时期。最初设置在边地。秦、晋、楚等大国往往把兼并得的土地置县，到春秋后期，各国才把县制逐渐推行到内地，而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置郡，郡的面积虽较县大，但因地广人稀，地位要比县底，所以晋国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战国时期，边地逐渐繁荣，才在郡下设县，产生郡、县两级制。”
《正字通•邑部》：“郡，（周制）县大郡小，秦并天下，郡大县大。”
秦武公所伐冀，其地在陇山以西。《汉书•地理志》及有关史籍记载，其冀在今县南。秦襄公徙都渭（今陕西水上游之陇县），文公“
渭之会”后，秦人已
陇山而居关中，其势力范围在今水和渭水中游一带，就地望而言，冀处秦西部边陲，杜、郑则为秦之东南边。故此，秦人出伐征讨，其地当在秦内地之边，与“县”之本意完全相吻。故③之义“行政区划单位名”最为恰切，合乎史实。
1947年，著名学者斐文中在渭河流域调查时，在甘谷磐安发现了内涵丰富的周秦文化遗存——毛家坪遗址。大量的地下发掘充分证明了秦人在此活动的情况，作为秦武公置县的旁证材料，也算是难能可贵了。武公置县，除具有积极的占地防御巩固作用外，该地具有一定的建县基础，同样是其重要方面之一。
《甘肃日报》记者白宗正报道：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界曾被一个问题所困扰，秦国四大陵区中最早的西垂陵区究竟在哪里？经过国内外考古专家、历史学家对近年来礼县永兴大堡子山出土的大量文物研究，确证秦国最早的西陲陵区就在礼县，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这一成果被专家誉为20世纪继敦煌藏经洞、秦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礼县是秦国早期都邑“西犬丘”、“西垂”的所在地。秦最初是周人的附庸，被封到甘肃东部的“西垂”，担负着为周王朝保卫西部边疆的责任。大堡子山大墓其形制不仅和秦始皇陵园的朝向完全一样，尤其重要的是陵墓出土了带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铜器，说明它们可能是秦开国国君秦襄公或其子秦文公的夫妇陵墓，证明这里就是秦西垂陵区所在。
甘谷南接礼县，南部山区名称“朱圉”，名在《禹贡》。山色为赤，圉有马场之意。历代典籍记载，南山景墩梁一带为秦先祖牧马之地，和“朱圉山”之名起有直接关系。大堡子山一带距甘谷数十公里，设县甘谷，巩固边陲和祖陵所在，当极符合秦人怀祖念土的心理，可为始设县于冀另一原由。
综述前论，主县始于楚者及对“县”的质疑四条理由，或含糊不清，或缺少对比分析论证，或材料失之单薄，或材料来自间接，结论建于推论，均难圆其说。要成立，尚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没有更准确的史料记载和权威论证之前，我们认为华夏县制始于秦置冀县，似乎更恰当。而邽县自然因和冀县是同榜进士而荣了。但邽县今为天水市和秦城区取代，县为往古旧事，不像冀县一样，名虽为“甘谷”替代，而“县”却依然独立，相互依傍，难解难分，也算一段好姻缘了。故真要说“华夏第一县”时，非甘谷还真莫属。想来真为一大幸事，可荣可宝，可钦可羡。
二、华夏第一县拔云见日
在论及县始于秦，始于冀中，出现频繁最高，引用最多的是《史记•秦本纪》中的一段。
“（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关于设县的明确记载，记载了公元前688年秦武公越陇山征服邽、冀二族后，分别以族名在该地首次设立县制。二县的设置，不仅是秦国的首创，也是我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同样也是县始于秦，始于冀说所依据的第一手材料和惟一明确的材料。考察秦国历史，自武公开设县先河以来，厉公曾“县频阳”，孝公亦“聚小邑为三十一县”，惠文王则“县义渠”。凡此等等证明秦设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制度上的健全和先进，大大促进了秦社会进步，从而保证了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的发展如虎添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