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诗，在虚构这边”

张学昕：我觉得，这以后您的诗开始具有那种很现代的暧昧性特征。这一点许多您的同代诗人都有某种类似的艺术倾向性。您在分析张枣诗歌的那篇文章《站在虚构这边》中讲，像他的《悠悠》这样的诗若放到本世纪诗学史上考察是件极有趣的事，它不是意象派诗歌，象征派诗歌，也不是表现主义诗歌、超现实主义诗歌，但有趣的是，上述每种类型的诗歌几乎都能在这首诗中找到其变体和消失点。诗的真意，有时恐怕无以深问。这的确如福柯说的，当代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是一个主体在其中消失的、没有作品的文本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是站在虚构这边的。

　　欧阳江河：是的，正像我分析的，在《悠悠》中，写经历了从文本到磁带、从书写到讲述的更替，“好的故事”想要发出持久的声音，但磁带定义是：既能发音又能消音。写在这里不过是一个信号，一旦它被句法散居般强入诗的本文，形成纹理、迹象、秩序，我们就会发现，不仅词是站在虚构一边的，物似乎也在虚构这边。

　　张学昕：对一个诗人来说，高尚的价值准则是他的灵魂，是去表达人的尊严和光辉，这决定着诗歌创作的总的方向。您认为诗人除应具有那种悲悯、善良的情怀和对于生存的记忆，还应必备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欧阳江河：我觉得诗人最重要的素质，第一个就是创造力，而且是原创力。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当你在处理诗歌文本的时候，一个诗人不是直接用思想、情感或价值论来写作，他是用词语来写作。所以你一定要具备文本处理的魅力。魅力这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要真的实现却特别难。有的人写的是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写得很复杂，但是就是没有魅力。像张枣的诗为什么我们觉得好，是因为张枣的诗的确很有魅力。另外我觉得，诗人一定要对生存本身有非常直接的、真实的，而不是简单的好和坏的那种感悟能力，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写作是生存的一部分，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你意识不到你的写作是生存的一部分，就是没有意义的写作。

　　张学昕：您提出的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知识分子身份”，曾引起相当长时间、相当广泛范围和规模的讨论，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些概念的?时隔多年，您又怎样看待这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呢?

　　欧阳江河：我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身份”，那是在1990年以后，当时是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感觉，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写作似乎进入了衰老期，而且一下子觉得不知道该怎样定义自己了。特别是对于诗人这个角色。在当时普遍有一种失落感和迷茫感，在那种情况下，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一定具体的历史局限性的，也是只能在一个语境里面讨论的。假如我现在再提出“知识分子身份”、“知识分子写作”或者“中年写作”问题的时候，就有点儿跟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处境——我指的是生存处境，不那么切合了。但当时是很切合的。所以当时提出来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东西，这篇文章写出来，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当时诗人们都非常迷茫。当时主要是针对诗歌本身的问题，针对写作，针对文学写作的有效性和文学写作的必要性，我是在探索一种当代汉语诗歌新的写作可能性。

　　张学昕：我觉得，现在读诗、真正喜欢诗歌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但恰恰是这个时候，诗歌远离了时代的浮躁和喧嚣，在寂寞中坚守自己，保持超功利的美学姿态和立场。可以说，这时，诗歌才成为真正的艺术。您说过，诗歌中就是要有一种精神，也就是知识分子精神，而且这种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有对世俗妥协的珍贵品质。您认为，在我们时代，诗歌的真正的使命和品质应该是什么?

　　欧阳江河：我同意你的说法。现在还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现在的诗歌写作依然很热闹，写的人很多，比如网上。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也是件好事。但网络诗歌写作是一种热闹，一大群年轻人，想怎么写就这么写，而且大家越来越雷同了，这也没有关系。这些人对诗歌是没有伤害的。而另一方面，真正的诗歌，你这里提到了，它会保持一种超功利的美学姿态和立场，一种在寂寞中坚持的一种姿态。很有意思的是，当写诗本身不再具有功利、也就是现实功利性时，我觉得这对诗歌绝对是一件好事情。诗歌写作已经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了，真正成了他生命的内在需要，一种精神需要了。所以说，我觉得你说的“在寂寞中坚持，保持一种超功利的美学立场”姿态的诗人正是已经成名的那些诗人。昨天我还和张枣一起讨论，我们在坚持写作，或者思考诗歌写作的时候，反而可以超脱一些世俗的东西，无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批评我们也好，赞扬我们也好，都跟我们本人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只跟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有关系。那么我们还要写。这是一种心灵、精神上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和艺术品质。

　　张学昕：我注意到，您在诗歌写作的同时，还致力于当代诗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和写作。在您的诗歌研究文集《站在虚构这边》中，我感觉您的研究已远远超越了诗歌的边界，涉及到当代许多重大的哲学、文化艺术理论问题，尤其是对一些重要诗人所做的文本细读，以及建筑、音乐和电影等问题，都对其做了非常有深度的研究和阐释，您认为这些思考与您诗歌写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还有，一个诗人在艺术上最应该关心的是什么?

　　欧阳江河：我跟其他诗人有点儿区别，就是我非常重视艺术理论和诗歌实践的关系，这看上去可能会比其他诗人要复杂一些。我写的批评文章里面涉及一些诗歌，也涉及很多艺术理论，而且包括音乐、绘画、摄影、书法，还有建筑、电影评论等等，比较杂一点儿。实际上，我在文章方面，下力气下得最多的还是我的诗学、诗学理论和诗学批评，我比较重视细读。细读文章，这本书里面收了我读北岛的一篇，张枣一篇，翟永明一篇，商禽的一篇，一共四篇，而且我最近还在写。细读文章将是我比较独特的，用力也比较多的。我觉得我是从事写作的人，我知道我的文本是怎么形成的。它内部有一些零件，开关，或者说是暗道吧。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指向我们的宇宙观的，通向我们的诗学原理的，最细小的东西和最广大的东西中间有一个通道，那么，我的细读就是在打通这个通道，是想建立这种宏观视野的基本考虑，比如说结构啊，原理啊，和一些具体的字、词安排的奥秘的东西。我的细读文章就是想解决这个奥秘。文本研究其实也是诗歌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