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诗，在虚构这边”

　　欧阳江河：西方文化对当代诗歌写作，尤其是我本人诗歌写作，我认为，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正面的。可以说对我的影响特别复杂。中国传统文化，我刚才讲《悬棺》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在我身上也有非常致命的影响，这是逃都逃不掉的。怎么协调这种东西?我觉得，一个诗人只有在具体的写作中，才能协调这种影响。包括他的比例，他的冲突，那么我作为一个诗人，比较赞同柏拉图的说法：杂于一，把杂的东西综合起来变成一个一，变成单纯、浑然一体的一，天人合一的一。中国传统很讲究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东方的在一首诗里面合于一。具体写作又是甘苦自知、得失寸心知的一件事。扩大一点儿讲，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的写作是受到一些翻译诗的影响。我不认为是这样。为什么没有看到我受到唐诗宋词的影响呢?我觉得我的唐诗宋词读得比他们多多了。一个诗人可能用英语写作，法语写作，也可能用中文写作。但是在作为一个中文诗人、法文诗人、德文诗人之后，下面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就是一个诗人。我觉得诗歌写作，语言方面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差别就是各个不同的语系，比如德语、法语、英语、中文，在这个语言层次差别里面呢，是不同语种的差别。他们之间有一个可翻译的技术上的一个根据，基础就是词与物的关系。比如我们讲“树”这个词的时候，在不同的语言里面，“树”这个字还有词和词的联系。在中文里面，它不光和树这个物构成联系，还有一个意向，和其他词构成关系。给人感觉是一个男性的词、硬的词、直立的词、象征着树干，包括在读音上“shù”，还有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在英文里面“tree”这个词发音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硬了，有波动。在法文里则是一个音词，引起的联想是树叶。德文的意思是两个人合抱，是大树了。中文当中没有大小之分。而俄文里面出现的则是乡村意向。同是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之中和他的文化积淀构成一种联系之后，它唤起的联想和意向是不一样的。

　　张学昕：也就是说，诗歌所表现的事物已经不是事物本身了，无论是一个词，还是一个句子，它通过隐喻或象征等方式已成为一种文化。这里个人的经验、语感都表达一种心灵的存在，语言背后呈现出一种精神特质，一种新的意义、精神秩序，这一定是健康的心灵的感悟。既是个人的，又是努力寻找、表现新的存在可能性的。

　　欧阳江河：接着前面说，在第二个层面上，也就是词和词的联系了。就是说每一个语种的文化习惯和积淀都在里面了。而第三个层次，就是诗人作为写作者，你是个体的，在上面所有相同和差异之外你还有一个个人性。比如我、张枣、西川我们都在使用中文，但是我们的中文都不太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受到的影响决不是说是什么外来影响，我们作为个体诗人，我们的共同性更多，远远超过与我同时代的诗人。所以我们受到的西方影响，翻译诗的影响，不是语种的影响，而是某一两个诗人的某种情感打动了我们，在情感上更相近，可以和他直接对话。

　　(对话时间：约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