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大地湾——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 （文学作品）

　　这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经历。这不古怪？不离奇？我到底
猜不透，这个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农村妇女心中到底装下了又还能装下多少生命
的苦水、历史的云雨。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样的居然活下来的人们，
坦然地平静地面对着过去。就是提及那最惨痛的时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样地坦
然而平静。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
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
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
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
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
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
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
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我只是望着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么。
　　《通渭县志》：195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
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倾
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
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
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
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
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
出现人相食。
　　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人相食”，当我在县志的这一历史段落终于找到这种字样时，我的头脑中突然涌
出纷纷扬扬的思绪。也许后人会由衷地感谢编纂这部县志、记录这极端特殊的历史事件
的人们。因为，我们已经失落了许多历史，而容易失落的历史在这里终于没有失落。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
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为真的在张尚质心中却斧劈刀斫一般。当年，他是《甘肃日报》的记
者。灾后他才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抢救灾民，他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而这
篇内参又险些给他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说实话，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啊。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
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
家中已气绝三人。
　　二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切他怎么忘记，怎么能忘记！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
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
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
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
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
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通渭县志》：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
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
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
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250人，
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
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
儿1，2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