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大地湾——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 （文学作品）

　　我不客气地问汤大：“国家不给你救济款，不给你回销粮，你怎么办？”
　　没料到，汤大听这么问并不在意，说：“国家给了，就满足，吃馍了；不给了，就
不满足，喝稀的。”
　　“这房是谁给你盖的？”
　　“国家嘛。恩情大得很哪！是谁出的点子，我就不知道了。”
　　“盖房用了多少钱？”
　　汤大摇摇头。
　　“国家怎么会给你盖这房呢？”
　　汤大那紫黑紫黑的胡子拉碴的脸定住了，嘴半张着哈气也停了。他盯住我，似乎有
了敌意。
　　乡里、县上、地区、省上、国家，汤大他到底在哪里失去了理解能力？汤大心里的
国家又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虚无缥缈，无所不能的神？最起码，国家是他的希望他的
依靠他取之不尽的源泉。
　　汤大他是个烂干户？老生胎？莫非真像有的人所讲，共产党养下了懒汉？
　　我一旦离开汤大，他的形象在我眼前便骤然模糊一团。他不是很简单？简单的头脑，
简单的生活。可这简单之中似乎又拥塞着异常复杂的内容。甚至，他的忠厚老实，也叫
人捉摸不定。他真的懒惰吗？是与生俱来的懒还是后来被养懒的？
　　我到处去询问其中奥妙。有人说，汤大如此，但并不仅仅汤大如此。在定西，谁能
到上面把钱要来，把粮要来，谁就是好干部。有人说，定西太闭塞，人们对东西部的强
烈反差无动于衷，什么商品经济的冲击，什么贫穷落后的危机，一句话：“好着呢！”
便再也不想什么。又有人说，定西定，甘肃定。定西不定，甘肃乱。这几年甘肃安定，
说“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关键是老天帮忙，风调雨顺……唔，这个问题并非原
先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一时寻觅不到满意的解答，却又不肯在头脑中留下这样一个巨大而沉重的问号，
我决定再去找汤大。
　　在汤大门上我撞了锁。四处去找找，我望见了他。
　　在一片坟地上，汤大穿着那件圆领汗衫跪在那儿摸摸索索地往前爬。
　　我一下觉得喉咙里有些哽咽，便情不自禁连连跳下几道坡，直冲到汤大面前。
　　汤大惊讶地抬起头来，“啊！来呀……”说着扔下手中的小锄，用一双沾满黄士的
手上前握住我的手。他那又堆上笑的紫红的满是皱纹的脸上闪着无数亮晶晶的汗珠，手
臂上鼓起一道道青筋。
　　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他不是懒汉。
　　这一回我发现汤大并不愚笨。七八年前，他去找过乡上的干部，但乡上干部说：
“你死猫扶不上树。”汤大说：“我怎么是死猫？你扶了吗？你光用嘴扶我，再也扶不
上树。你好好扶，我早发财了。”而二十年前，他就要求划给他一块地方挖一孔窑住。
二十年来，他申请来申请去，最后倒弄成了乡上救济他盖了房。这都是因为他懒吗？
　　汤大急着做活，我便和他道了别。只走出几步再回头，见他已一门心思地蹲在地上
锄起草来。我心里有些苦涩的味道。慢慢走上坡，又回过头去望，我一下愣住了。
　　这是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景象啊！
　　天高极了高极了，碧蓝碧蓝的。黄黄的坡，一面又一面的，一直连接到了天上。在
那高天厚地之间，匍匐在地的汤大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黑点，像一只小虫爬在一片斜
斜的干枯土坡上。倘若我不是刚从他身边走来，我绝对察觉不出他的存在。
　　哦，汤大，这黄土沟壑中的人，这和黄土沟壑同样秉性的汉子！
　　黄土沟壑只会输出，输出了水，流失了土。但任着性子输出，失去了元气，却又无
力补充。汤大这般黄土沟壑中的人莫非也如此吗？在自然的魔力和祖先的足迹践踏得支
离破碎、养分近乎枯竭的土地上，他们死守着流汗，像淌血一样流汗。
　　为了活下去，他们拼命地开垦土地。为了活下去，他们把林木、草场斩尽杀绝。为
了活下去，即便是终年蜷缩在土炕上的婆娘，也会显示出不可扼杀、不可摧毁的繁衍能
力。人们指责他们对土地的掠夺和破坏，但几百年几百年地挣扎下来，谁又曾不掠夺他
们！
　　他们除了黄土什么也没有，没有矿藏，没有河流，没有森林，什么都没有，只有黄
土。在黄土里播种，在黄土里挖一眼水窖，用黄土垒起墙壁，用黄土造出生命。他们贫
困而节衣缩食，他们憨厚而让人觉得呆头呆脑。他们以微薄的享受换取了在这里活下来
的可能性，他们用傻瓜一样的麻木死守着祖宗留下的家业。
　　这就是我在甘肃中部认识的第一个黄土农民。

　　汤大猛然间让那么多车那么多人吓蒙了。他活了一辈子也没见到过这么多关切的脸、
和善的脸和如此郑重的脸。他惟恐天要塌下来，愣怔着眼紧往后躲。
　　汤大房上无门、炕上无被、囤里无粮、一堆孩子无衣穿，惨状举目可见，触目惊心。
省委书记的心颤抖了，他不仅指示扶贫要扶汤大这样的人，而且随后还托人将自家的一
包衣服送到汤大的门上。
　　孰料，省委书记这体察民间饥苦、值得称道的举动，竟引发了汤大精神上的惊人变
化。
　　省委书记的扶贫户转眼间成为注意的中心。据说乡政府风风火火地给汤大送上10只
小鸡。不想汤大不领情，只过了一夜便到集上去卖掉了7只，还对乡干部一肚子怨气，
说婆娘娃娃还喂不过来，怎喂得住鸡。县上乃至地区也不甘落后，地委机关一副不用的
门板连带上瓦匠、木工，3辆小车开到了汤大门上。
　　有那么多人关心他汤大，他汤大的日子怎么能没有起色？1984年秋上，民政部门掏
两千块钱发动乡和村的党员给汤大义务盖起了5间瓦房，还方方正正地给打上了大围墙。
　　也许是看汤大已经吃上了回销粮、住上了宽敞的新房，也许是干部们别的事太多太
忙，两三年过去，上汤大门的热情着实减退了下去。终于有一天，汤大晃晃悠悠地自己
找到乡政府门上。乡里的干部忙问汤大何事。汤大愣愣地，反问乡上干部：“你们咋不
表现了？”
　　如此汤大便是我在陇中最先耳闻的也最令我迷惑的一位庄稼汉。人们议论起汤大，
说得最不客气也最不中听的大概就是他汤大是“共产党的老生胎（最小的儿子）”。这
话在外来人一听也半知不知地滑过了耳朵。但当地人却明白，这话说得十分刻薄，那分
明是说共产党养了懒汉。
　　共产党果真养懒汉不成？汤大果真就是个懒汉不成？从兰州到定西的路上，我一直
在一连串的假想中等待着汤大。
　　车出兰州东北行。不多久，一道巨大的苍白刺目的黄士梁出现在前面。它像两只左
右张开枯黄而赤裸的臂膀，环抱过来。
　　我就这样被迎进了定西。
　　一进定西便是一望无际的起伏丘陵，几乎没有一块平地，几乎所有的山坡都已从沟
底垦殖到了山顶，这便是“山有多高，田有多高”吧。
　　据有关资料介绍，甘肃中部干旱地区，1949年至1983年，总人口由261万多人增加
到了572万多人，增长了118．82％。而人均年产粮则由1953年至1957年的618.8斤，降
到1979年至1983年的404斤。
　　这—地区80％的人口务农，却自己喂不饱自己的肚子。解放30多年，这里的贫困户
仍然多达26．71万户。而面前的定西，则又是这一地区的典型代表。定西的63，200多
个农业户中，贫困户竟达19，200多个。汤大呢，他便是这19，200多个贫困户中的典型
代表吗？
　　这便是我面对的定西。
　　汤大穷扑腾的地方不久就到了。
　　下了车，前后再无人家。四周极静，静得让人觉得失真。
　　汤大安居了多半辈子其实二十年前已呆不住人的破烂上屋丢在公路一边的坡上。土
屋空敞着的被烟熏得黑乎乎的门洞，如同一只独眼盯着汤大的新居。
　　公路另一边的坡下，躲着汤大的新家。走近了望下去，一片开出来的光秃秃平展展
的地面上，单独摆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一面的房红瓦盖顶，三面墙也夯得见棱见角结
结实实。
　　汤大果真给扶起来了。和好像随意撒在坡上、沟里的邻近农户比比，汤大如今脸面
上总阔得多了。
　　脸面上阔了，狗也威风？汤大门前的看家狗嚎得好凶。估计不少日子这儿没来过生
人了。跑出来个穿着件褪了色打着补丁的红布褂的孩子，大概是汤大的小女子，拦住狗，
我进了院。院子拾掇得整齐利落，只是空荡荡的，除去墙角立着一只耙子蹲着两个草筐
便再没旁的什物。我抬腿进屋，屋子也拾摄得整齐利落，却也是空空荡荡，一半边占着
全家入睡的土炕，另一边是坐着两口黑锅的大灶台和一只半人高的木案，木案上平摊着
一张擀得薄薄的足有圆桌面大小的面皮。显然，这屋里再也没有比这张黄澄澄的面皮看
上去更醒目、更活泛的物件了。当地人爱吃浆水面，汤大怕也短不了这个食好。
　　汤大还没回来。不知怎的，我在这屋子里似乎突然感到了汤大的全部想象和愿望。
一半吃饭，一半睡觉。这屋子的简单陈设不正是这样明白无误地袒露出汤大的基本生活
内容吗？我心里泛起一种苦涩的滋味。我想我觉出了汤大的可怜，一种令人心酸的活法
儿。
　　我不能不再望望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炕上的那个人。她那么瘦小虚弱。一堆蓝粗布宽
宽大大地套住她的身子，一块紫黑色的头巾盖住头，只露出一窄条青灰色的枯瘪的脸。
一进屋时，我还以为她是个未成年的娃娃。
　　她便是汤大的婆娘。
　　她的眼是瞎的，3岁起就瞎了，已经瞎了38年。她十六七岁嫁到本村40岁还打光棍
的汤大家时，整个世界对于她不仅永远漆黑一团，而且全部天地只是一条土炕。严重的
风湿性关节炎把她圈在了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