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大地湾——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 （文学作品）

　　白老汉大名白尚文。他身上，似乎满是些令人惊异的东西。他1948年参加革命，
1949年就任一区之长，此后又做了通渭县法院院长、副县长、县长。官越做越大，可叫
老百姓把他挂在嘴上倒是在他去了官扛着铺盖卷上山种树以后。
　　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架了飞机、戴了高帽、挨了打，又在定西砖瓦厂蹲了牛棚的
原县长，1971年叫他去山高士冷的华家岭管个小小林业站，他便连家也搬了去。几年时
间他闷着头不声不响。别人去那儿一看，竟吓得一跳。
　　这华家岭海拔2，000至2，400多米，属于半干旱半湿润交错地带。自土改后这华家
岭上就年年春天组织农民种树。合作化运动中“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口号一叫嚷开，农
民在华家岭上披星戴月地向荒山进军。再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这里的造林运动更进入
了颠狂状态，邻近几个县的5万农民，扛着大旗夹着铺盖卷大战华家岭。满坡满沟人山
人海地闹腾了一春，号称造林几万亩。可到了第二年再去一看，“春天种，秋天拔，冬
天熬了罐罐茶”，几万亩林连个影子也见不着。
　　说这华家岭高寒风大吧，可哪一茬领导上任都认准要啃这硬骨头。白老汉就这么派
上了华家岭。几年后人们看见了什么吓得一跳？沿公路一条百米宽、一百公里长的林带
愣叫他给弄得有了模样。
　　他白老汉自己当然弄不出这条林带。可老百姓种树为什么倒要把白老汉挂在嘴边？
若说当地老百姓念叨左公柳，是因为左公柳确有救命之恩。现代小说家张恨水对此便有
明证。据说1934年张恨水行至甘肃，正值陇中大旱，饥民载道。此后他的小说《燕归来》
开篇的（竹枝词）便如此写道：“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
又充饭菜又充汤。”可白老汉这条林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恩惠？听说是没什么。这不怪
了？
　　未见白老汉的面，只听到他的似乎平平常常的又似乎古古怪怪的事，我便深感迷惑。
待见到他的面一谈，我便更加迷惑了。
　　白老汉脸黑如炭。他那精瘦矮小的身材和那张好像被烈日暴晒又被风干的面孔，丝
毫不见当县长或者当别的官那种领导气派。倘若他和汤大站在一起，怕是要混为一谈的。
　　白老汉60岁离休，已退下来了四五年。他不善谈吐，不苟言笑，以至常常让我弄不
清我们的谈话是否已经结束了。
　　开始，我还以为他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一问，他家穷则穷，但他父亲、老哥
劳动，供他读书。他背着粮食，光着脚片子从小学一直读到陇西师范学校。
　　开始，我还以为他会谈些在华家岭造林如何艰难、如何曲折的经历。但问来问去，
只知道他此前对植树一窍不通，头一年种下25万株白杨树苗，结果只活了4万株。后来
又知道他学会了自己育苗。缺水，就在新插下去的树苗边捅两个小洞，一个洞灌进一碗
水。然后呢？他点一下头表示再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我们面对面枯坐了整整一上午。但也不知是说什么话提到
了引洮工程。白老汉突然眼睛一亮，紧盯着我好一会儿，复又垂下头去，说了一段长长
的话：“1958年到1961年我就在洮河工程上。我当时还是通渭的副县长，带着一个工区
几万人在那儿干。唉……土改以后，生产力解放了一些，老百姓家里有了一些积蓄。上
面高压，你当个县长，你不说大话，就要戴右倾帽子，说了大话，就考虑不了后果……
地荒了，地力破坏了，生土变成熟土要几辈子？老百姓的心也伤……”他一口气地说下
去。我曾努力听，却总觉得没有听明白。
　　车在六盘山的崎岖山道上拐来拐去。山道弯得很急很险。不时，路边那密匝匝的杨
树林又扑上来挡住我的视线。这就是华家岭林带了。似乎只有到了这里，我才在那浓重
的黄土腥味中闻到了丝丝缕缕的草木的清香。车爬坡放慢了步子，那一排排一行行直挺
挺的树便也缓缓地从我面前走过去。渐渐地，我觉得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
愈看就愈像。
　　我的心头一紧。又想起那天面谈中提及引洮工程时白老汉那雪亮的目光，想到他那
思路不太清楚的一番话。
　　说来也巧，也就在此后不久，我偶尔结识了一个年轻干部。他给我讲的一段他自己
的故事，或许是给我的一把打开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门的钥匙。
　　这个真实的故事大致如下：
　　他有一张敦厚或者说带几分傻气的脸，脸上长着浓密的乱杂杂的头发和胡子。他的
业务能力不算差，林业上的论文写得一本书厚。只是，他那两条浓黑的眉头耸起的眉毛，
像是诉说着一肚子的委屈，又像思考着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他几岁的儿子提出来的：“爸爸，你爸爸在哪儿呢？”他被问住。
爸爸的爸爸在哪里？天地良心，他一无所知。